1943年，外界抗战气氛紧张，浙江龙泉安仁镇却沉浸在一片宁静中。
这里，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修械所（下文简称“浙保修械所”）从杭州被节节逼退后，最终选择在安仁留了下来。这一年，17岁的吴杰正巧投奔了龙泉的叔叔。在叔叔的介绍下，他进入浙保修械所，当起学徒。
正是这份工作，使他见证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
推着独轮车跟着走
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修械所主要为国民党保安团服务，修理各种枪械，像步枪、手枪、机关枪、捷克式轻机枪等。吴杰回忆，当时浙保修械所除了修理枪械，力气多了，还能造枪，一个月可以造10挺捷克式轻机枪。
搬到龙泉安仁之前，修械所把大部分工人解雇了。“工人没有工作做，没办法，只能跟着工厂跑。工厂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工厂不是一口气搬到安仁，一路先到遂昌，看日本人打过来了，又一步步逃到安仁。”
吴杰说：“工人太苦了，拖家带口跟在工厂后面，靠两条腿走路，最多给小孩子推辆独轮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浙保修械所迁回杭州。
“迁之前，又把大部分工人解雇了，留下12个学徒、十几个管理人员。然后，一台机床一条船，开回到南星桥。路上走了一个多月，1946年年初才到杭州，在中山南路673号安家了。”
一月工资买一斤虾米
回到杭州后，浙保修械所业务扩大，开始做民营生意，与地方上的铁工厂抗衡。吴杰自豪地说：“当时龙头、茶叶机都做，生意很好，地方上的企业竞争不过我们。厂里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多时有250多人。中山南路工厂地方小，人都塞不下了。”
就在此时，地下党支部开始慢慢发展。周建新，一个车工领班，相当于现在的车间主任。他是修械所地下党支部的带头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1948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发金融券，物价暴涨。那时，我们发了金融券，马上要跑到清泰街换银元，银元比较保值。等第二天要用钱，再把银元卖掉。”
物价疯涨到什么水平？吴杰印象很深刻：“有个工人是温州人，一个月的工资要养家小。物价一天一个样。等钱寄到温州，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斤虾米。”
连饭都吃不饱了，工人提出，要“包生活”，拿计件工资。厂方不同意，地下党支部决定发动工人坚决反对加班。
一天吃晚饭时，趁工人们都在场，一名车工站到凳子上喊：“厂方要我们加班，又不同意我们提出的按件计酬的要求。我们辛辛苦苦地干活，究竟为了什么？晚上大家游西湖去！”工人们热烈响应，饭后，车间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这样，既拖延了厂方的时间，又逼迫他们同意工人的要求。同时，通过大罢工，工人们成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
保住机器，将护厂进行到底
1949年4月初，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杭州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吴杰说：“杭州城里汽车整天开个不停，国民党都开始往舟山逃。这时，地下党支部已经接到通知，解放军不久就要渡江，一定要把工厂保护好。工人一个都不能少，机器一台都不能少！”
而这时，厂里的共产党员只有三人。200多人的工厂，3个人怎么保护下来？党支部书记周建新决定把工人都动员起来。
一天夜里，党支部召集了二三十个工人上伍公山开会。通知时很保密，由一个通知另一个，慢慢传开去。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想听一听。
会上，周建新委婉地透露，解放军要来了。“机器是我们的饭碗，如果机器被国民党搬走了，我们怎么做工？过去我们跟到龙泉，他们把我们解雇了，到时候我们跟到舟山，他们又把我们丢下。我们要留在这里，保护机器，保护工厂！”
吴杰回忆：“会议开得很成功，气氛热烈，工人们听了都说对。”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下定决心，不走了。而此时，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拼命催促，要求最快时间内，拆机器装箱，迁往舟山。每周，还有一名司令部的副官来检查工作。
厂里对抗的气氛越来越浓。
集体“磨洋工”拖延时间
要保护机器，速度要放慢。当时厂里已经不生产了，准备拆机器装箱。大家纷纷动脑筋，要怎么“磨洋工”。
“第一个方法是把机器拆得零散。本来平板下的两只脚不用拆，可以装在一个箱子里，这时候都拆了，连车床里的摇手柄都拆得很细。本来大机床装三箱已经差不多，这会儿木工箱子也做得多，大家慢慢拆。”
吴杰笑着说：“第二个办法是把机器擦洗一下，弄弄清爽，又花时间。第三个办法是工人消极怠工，迟到早退，故意跑到外面玩。每次副官来了，都大发脾气说，怎么搞的！机器拆到现在装箱还没装好，先搬保安司令部的军械库。”
军械库的东西是晚上搬。几个工人偷偷溜进去，用一种三只角的刀，把汽车轮胎戳破。修修要花半天时间，一来二去，拖延了半个月。
“我们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敌人强迫迁移工厂，我们就发动工人，在夜晚将机器和设备偷偷地搬到清泰门外护城河里去，到解放后再捞起来。”吴杰说，幸亏保安司令部提前撤走了，工人、机器都没少。
这时，为了防止机器遭到破坏，20多人组成了一支护厂纠察队，日夜轮流值班。5月3日杭州解放，大家顾不上休息，半个月装好机器。
1949年5月17日，工厂恢复生产。1958年，正式命名为杭州制氧机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