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在一列由深圳北驶往湖南邵阳的高铁上,一位五旬男乘客突然倒地,心跳骤停。幸运的是,他附近就有一名乘客是护士。坐在附近的福田医院女护士刘慧娟见到此景便立即上前施救,几分钟后,其它车厢听到广播的两名医护女乘客也赶来增援。最终,该患者的呼吸和心跳得以恢复。
另一名在北京地铁内突发紧急状况的男士不如此般幸运。6月29日19点40分左右,在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开往潞城方向站台上,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突然晕倒,随后失去意识。金波倒地后身旁两名素不相识的地铁乘客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另有1名外国女子自称是急救医生,随后也参与到救治过程中。遗憾的是金波最终没有醒来,终年34岁。
去年11月,“南航急救门事件”的发生曾迅速引发关注,人们寄望该事件能成为中国急救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寄望该事件的核心人物——“一名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会作为单独的个人,推动我国院前急救制度体系加速完善。
人们的美好寄望显然还未得以实现。在南航急救事件还余温未尽之时,高铁列车上与地铁站内发生的两件事又再次勾起了人们对我国院前急救的关注。三次事件,有着不同的过程,不同的结局。相似的是,他们都发生于公共场所,并且,同样混乱,没有规则,当事人的结局全凭运气。只是近日发生的这两次事件,更是将问题聚焦——在120或999急救人员赶到事发现场以前,公共场所的脆弱急救现状该如何解?公共场所又是否应该配备专业急救人员?
对此疑问,急救领域专家、微博大V@急诊夜鹰向健康界表示,公共场所配备专业急救人员这一想法很难实现。因为专业急救人员即医护人员,专门抽调医护人员驻扎到各大公共场所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是规定各大公共场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急救知识的培训就很合理了,这一方法就值得尝试,也是国外比较常见的做法。
急诊夜鹰感叹,目前我国院前急救主要存在“不会救”、“不敢救”、“没有东西救”这三个问题。
“不会救”是因为我国急救知识普及工作发展较落后,公众既没有急救意识,也没有急救知识。至于“不敢救”的原因,一是公众缺乏急救知识,觉得无从下手;二是我国对施救者没有相关法律保护,比如施救者在进行急救之后,被救者死亡所产生的赔偿费用由谁来承担,国家没有通过立法来明确。“没有东西救”是指,我国公共场所很少会配备急救所需的设备,即使配备,也几乎无人知道使用方法。比如我国首都国际机场放置了几十台AED(除颤仪),08年至今,一次都没有被使用过,而首都国际机场每年都有几十人猝死。
公共场所的问题只是我国急救医疗体系的一角,却折射出了急救医疗体系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缺位。急救夜鹰表示,理想急救体系的建成需要多方合力,从急救知识的普及到公众急救意识的觉醒,从急救设备的供给完善到法律的修订;从个人的努力到商业的力量,从医疗机构的规范到权力部门的推动。。。。。。这些,都是急救医疗体系这一庞大机械的关键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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