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现象：从公立到民营的人才地震

□本报记者 孔令敏 鲁 东 谭中贵□ 
 
　　今年2月初，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周，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办公会上，节前才刚刚通过公开选拔上岗的副院长、心内科主任李易，突然向院长江春光提出了调离申请。

　　事前毫不知情的江春光院长马上找到李易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江春光明确表态：不同意李易的调离，并请他慎重考虑，不要轻易地做出决定。然而李易去意已决，他告诉江春光，自己要换一个环境，更要换一个活法。

　　更让江春光始料未及的是，2月9日，继李易之后，心内科的11名医务人员又统一提交了同一格式的辞职报告：“因本人原因，自愿辞去公职，自今日起与医院再无关系。”异常着急的江春光赶紧对部分辞职医生进行挽留。在谈话中，他才得知，他们这次集体跳槽要去的医院，是一家在当地名气并不响亮的民营医院——云南圣约翰医院。随后，辞职医护人员的数量又上升至13名。

　　在云南采访期间，记者感到，“李易现象”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很多人称之为“全国公立医院集体出走人数最多的事件”。

　　李易团队为什么辞职？

　　今年5月末，在云南圣约翰医院新成立的云南圣约翰心脏病医院病房里，记者见到了这次“人事地震”的核心人物——李易。

　　作为圣约翰医院副院长、心脏病医院院长的李易很忙。在他同一位患者和家属讨论病情的时候，又有一位家属点着名找到他，请他一定要为自己的老父亲看病。李易递给记者一张纸，说这上面的话就是自己对跳槽事件的全部回应，自己不愿接受采访，而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患者。

　　记者急忙拦住要离开的李易，问道：“外界传闻，你这次跳槽主要是为了钱？”李易回答，他不方便透露具体的薪酬，但他的离开肯定不是为了钱。“可以实话告诉你，真正过来的人有20个。但我并没有煽动其他人跟我走，我只是介绍了自己要来的是一家什么样的医院，他们完全是自愿跟来的。”对于到民营医院以后，不能再担任硕士生导师一事，李易说，他已经完全不在意了。

　　李易给记者的那张纸上写道：“有人议论很正常，但我想说一点，政府医改的方向之一就是形成多元化的办医格局。像我们这种非营利性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和公立医院是一样的。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可以知道，民营医院不可能有太高的待遇。如果认为利益驱动能促进人才由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流动，这是一种误导。”

　　李易写道：“我来民营医院有三个原因：一是内因，二是外因，三是一个‘吸引源’。内因是：我从医20多年，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美国学习期间，我接触到了优质的私立医院，我很羡慕，也很向往，甚至成为一种梦想。我有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愿望，也有到民营医院来闯一闯、探探路的机会，我愿意做这样的探路人。如果我们成功了，可以分享一下快乐；如果失败了，也能给别人提供一点经验教训。外因就是：新一轮医改开始了，政府十分重视民营医院的发展，在新医改的政策条款中，政府没有歧视民营医院，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也没有歧视民营医院。再加上云南医改在全国都是很超前的，我们这个团队也很优秀，我们有信心办好这件事。这些因素都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民营医院开创一片天地的信心和勇气。‘吸引源’就是圣约翰医院朱世雄董事长的办院理念很好，我们是一见如故。在一起探讨民营医院发展道路时，我们的思路和观点是一致的，都想办一个优质的民营医院，让老百姓信任，让同行认可。加上圣约翰医院设备一流，先进的医疗设备闲置着，一直没有人用，觉得很可惜。一个士兵如果看到精良的新式武器能不动心吗？公立医院少了我一个李易没什么，但民营医院多了我一个李易，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在病房走廊里遇到了B超室副主任张建业。他告诉记者，他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办关系转移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无法衔接。不过他已经不在意了，“现在完全是一个打工仔了”。

　　今年49岁的副主任医师张荣华，是所有跳槽医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对于养老保险问题，他表示并不担心。他告诉记者，新医改文件他已经反复看了几遍，得出的结论就是公立医院的人事制度马上就要改革。过不了两年，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也要上社会保险了。“如果还是以前的那种政策环境，我肯定不会出来。但新医改是一个信号，说明国家的大环境正在改变。我就是想换个生活方式，看看自己出来了以后能不能活。”

　　来圣约翰医院工作已经快三个月了，张荣华说，对于当初的选择，他并没有后悔，只是有一点烦，因为外界都说他们跳槽是为了钱。他也承认，如果没有钱，大家肯定不会来。但钱绝对不是主要因素。对于很多人都说他们是被李易鼓动来的，张荣华问记者：“我自己的事情，别人做得了主吗？我们看重的是医改的大环境和工作的小环境。民营医院人员相对单纯，人事关系没有公立医院那么复杂。”

　　作为此次跳槽事件中最年轻的医生，28岁的翟菁告诉记者，作为年轻人，她的跳槽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事实上，在事件发生以前，她甚至没有听说过圣约翰医院的名字。来医院以后她依然是月薪制，收入和以前也差不太多，但她看重的是李易这个人。“很少见到这样的主任，他会考虑到每个人的发展，对这个团队也有自己的规划。他的选择不会错，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研究生在读的高彦说，其实，能够成为公立医院的医生并不容易。但正因为年轻，所以更想多方尝试一下，不是公立医院就一定好，而民营医院就一定不好。她认为，医疗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是异曲同工的，现在大家到一家饭店吃饭，还会问它是民营的还是公立的吗？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不都是为患者提供服务的吗？自他们到“圣约翰”以来，科室两层楼、74张病床基本上都住满了，还有很多病人在排队等待。可见，患者的观念也在慢慢转变，看病不是非要看哪家医院，而是要看一家医院医生的技术和团队的品牌。“我选择跳槽，绝对不是跟风，而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我就是要寻找一个更好的平台，以便更专心地做好自己的业务。”

　　民营医院总在参加“残奥会”？

　　在圣约翰医院的病房里，57岁的冠心病患者曲华刚刚入院。她告诉记者，由于病人很多，她等了几天，才等到这一张空床。虽然圣约翰医院并不在曲华所在单位的医保报销定点范围之内，但曲华表示，尽管重新申请很麻烦，但她前三次介入手术都是李易主任给做的，而且自己血管细、不好穿刺，所以只能认这几位医生。

　　对于“李易事件”，曲华说，她早就从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她也到省二院去看过，那里现在的大夫都太年轻了。圣约翰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但她并不担心，“我们看病还是看医生，这些医生我都信得过。”

　　事实上，圣约翰医院的前身是云南省建工医院。由于自身经营困难，于2005年由四川达任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成为云南省第一家完成改制的股份制非营利性医院。

　　该院刚刚到任的新任院长张院长，原本是成都地区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对于李易的跳槽，他表示很理解，因为他也是提前三年向医院提交了退休报告。

　　张院长说，他见过很多民营医院，但朱世雄的办院理念与众不同，请他来当院长，并没有给过任何一个经济指标。李易申请下来一个云南省的课题项目，医院也马上给了30万元的科研配套资金。朱世雄曾说，他要在新医改的大形势下，打造一批，而不是一个优质民营医院；办医院，服务是目的，挣钱是结果。“他的理念确实打动了我，我也想来试一试。”

　　早年下海，干过很多行业的朱世雄，现在的主要身份是一家知名跨国公司大中华区总裁首席顾问。他指着医院后面的一块地告诉记者，这8亩地，是昆明市委、市政府为支持民营医院发展，首次以零地价出让的形式批给医院的，明年医院就将建起全新的住院大楼。

　　朱世雄说，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中，“圣约翰”有两个使命，一是要打造起一个民营医院的品牌，形成连锁经营的模式；另一个就是为中国的民营医院正名。医院自成立以来没花过一分钱打广告。事实证明，民营医院不一定都会挂羊头卖狗肉，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和鉴别能力也不容低估。

　　“我当然要盈利。”朱世雄坦言，如果不赚钱，任何医院都没办法发展。但克服不了急功近利的想法，他也不会投资医院。对于“圣约翰”为何申请为非营利性医院的问题，朱世雄说，那是因为现有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政策很不配套，医院被迫采取韬光养晦、先做起来再说的办法。

　　朱世雄告诉记者，他正准备在昆明再投资两家三甲医院，在石家庄、南京等地，他也都在洽谈之中。他的长远打算是：用优质的服务去合理地赚钱。等办起一系列医院以后，再将一部分医院转为营利性，用营利性医院赚来的钱去补贴非营利性医院。

　　对于李易的到来，朱世雄说，在李易跳槽之前，他们只进行了三次谈话，而且他最初并不同意李易辞职。

　　朱世雄说，第一次见李易，是李易和省二院心内科原副主任、现任主任李建美想要认识他，并商谈一下合作事宜。那次见面，李易给朱世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朱世雄说，当时他就情不自禁地对李易说：“你应该换一个活法，到‘圣约翰’来吧。”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学术年会上。当时的李易对朱世雄表示了要出来的想法，但朱世雄觉得李易对民营医院的生存状态并不了解，不要仅凭一时的冲动，最好还是慢慢来。最后一次见面，是圣约翰的一位医生（同时也是李易的同学）告诉朱世雄，李易表示，他肯定要出来，问题就是去哪里。于是朱世雄主动找到李易，对他说：“如果你想好了的话，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到‘圣约翰’来。”

　　据朱世雄介绍，李易团队来到圣约翰之前，他曾给朱世雄列出了一个其他人员的工资表。朱世雄不仅一个字都没有改，而且还对李易说：“我给你们三年的抚育期。三年之内，即使没有一个病人，我承诺的工资也照发不误。”目前，他正在制订一个让李易团队入股的方案，目的就是更好地为愿意来这里创业的人才搭建一个发展平台。

　　“可以说，李易的跳槽预示着云南省心脏病治疗领域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朱世雄说，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李易的离开，刺激了省二院的发展，带动了“圣约翰”的业务量，引起了相关医院的重视。通过多家医院的竞争，最后可能会演变为两家独大或者三足鼎立，而这一局面的形成，获利的将是老百姓。

　　朱世雄坦言，“圣约翰”就是要挑战公立医院。如果李易不是跳槽到一家民营医院，而是去了一家公立医院，绝对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难道民营医院就低人一等？民营医院不应该再参加“残奥会”了，而是要和公立医院一起去参加“奥运会”。在良性的竞争环境下，各家医院强调的不该是出身，而应该是行业的规范。

　　人才流动如何实现多方共赢？

　　在省二院心内科病房里，医生介绍栏里早已没有了李易的身影，科室现有的22名医生大部分看起来非常年轻。

　　科室现任主任李建美正忙于当天的17台心脏介入手术。她告诉记者，医院心脏中心内科组建于2003年9月。由于她的丈夫曾是李易大学时的老师兼班主任，所以应当时正在美国学习的李易的请求，她本人亲自推荐李易到省二院心内科工作。之后科室引进的每一位医生也都是他们两个人精心挑选的。科室从最初的半层楼、15张病床，发展到事发前的两层楼、80张病床，与两个人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

　　李易的跳槽给李建美的震动非常大。她告诉记者，2月3日，李易辞职当天正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患者大量回到医院，仅心脏内科介入手术就安排17台。然而，当李建美走进导管室时却发现，只有她和另外一名副主任医师以及一名年轻医生在工作。她立即打电话通知其他当班医生，但他们都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推脱。李建美说，当时的情况只能用“幸运”两个字来形容，这17台手术都是事前安排好的择期手术，结果只有他们三个人扛下来了。

　　情急之下，李建美找到李易说：“出于对病人的安全负责，你应该跟我说清楚，要辞职的人到底有几个，能工作到哪一天，以便我安排工作。”虽然李易在之后的科室交班会上也给予了强调，但李建美认为，大家的心都散了，手术真是排也不是，不排也不是。

　　李建美说，从2月初李易等人提出辞职到2月9日辞职者正式离开，之间的一个星期，科室的安全隐患非常大，好在没有发生医疗事故。大量人员离开后到3月29日这段时间，由于病人多、医生少，科室的排班非常困难。为了把医疗安全放在第一位，科室不得不暂时压缩床位，关了20张病床。为了尽快恢复正常工作，医院紧急从全院调配人手，并从省内引进了数名人员。直到3月30日，才基本恢复了原有床位。目前，科室各项业务基本恢复了正常。

　　对于李易等人的出走，李建美表示：“绝对不是科室内部矛盾所致。他是副院长，如果是我们有矛盾，该走的是我们。毕竟人各有志。如果民营医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待遇又好，这些年轻人去闯闯也是应该的。对此我不仅理解，也很赞同，真心希望他们能发展得更好。

　　人才流动是应该的，但如何合理流动却值得商榷。李建美说，李易等人的突然离开多少让大家的感情受到了一点伤害。大家共事多年，既然选择要走，作为临床医生应该和科室提前打一个招呼，在岗一天就该做好一天的事。她认为，李易等人如果能在离开的方式上处理得更好一点，也许就会避免很多后期的误会和负面影响。

　　据云南一家媒体报道，在记者问李易，是否因为在公立医院里受排挤和打压才导致跳槽时，李易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将话题引向别处。对此，省二院院长江春光表示，自己当初是力推李易出任副院长的。矛盾哪里都有，有矛盾就是出走的理由吗？

　　江春光说，“对于李易团队，我可以坦然地说，医院没有任何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为了发展心内科，只要是李易要的人，医院都会想方设法从地州调上来，并且送他们去进修，甚至是出国学习。他们要设备，5年之内，医院就为心内科投入了近2000多万元的设备，科室也迅速发展成为云南省病人量第二大的心内科。这样的支持力度能说医院给他的平台不够大吗？

　　对于李易的跳槽，江春光表示，他确实非常不悦。但不悦的原因不是李易的出走，而是李易出走的方式。他认为，人才在各医院之间流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李易本人也是从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调到省二院来的。为此，医院不仅给了他一套住房，而且还为李易赔付了附二院4万多元的出国培训费用。正常的人才流动是应该的，但问题在于，如果要走，而且是带着这么多人一起走，就不应该走得太突然，完全可以坦诚地跟院领导说明，把该做的交接工作都做完了再走。

　　“现在的人才太多了。”江春光说，李易等人的离开在当时的一段时间里对医院心内科的业务量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们一走，全国各地几十份履历表就陆续寄到了医院。“只要平台还在，人才自然就会来，毕竟打造品牌不是靠吹出来的，而是靠做出来的。”

　　云南瑞奇德国际医院院长徐梅，是云南省从大型公立医院副院长岗位上主动辞职创办民营医院的第一人。对于继她之后辞职的李易，她告诉记者，作为好朋友，她曾经劝过李易还是不要辞职，或者最好只带骨干离开。

　　徐梅说，这一事件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好现象。作为民营医院，也确实需要像李易这样的高端人才，但毕竟如此大规模的出走对公立医院是一种伤害。可以跳槽，但还是应该尽量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她认为，和跳槽相比，医师多点执业更能实现多方共赢，因为培养一个优秀的医生需要很长的周期，而一个高端的医学人才也不应该为一家医院所有。

　　“李易现象”打响人事制度改革第一枪？

　　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对于李易的跳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为此，他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了一个协调会，并在人事变动等方面提供了便利。

　　对于李易跳槽的原因，陈觉民说，他不想去深究，他只是对李易的行为给予肯定和鼓励。他认为，李易是在新医改政策的感召下，率领他的团队辞去公职、领办民营的非营利性医院。可以说，李易的出走打响了云南省医疗卫生人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枪。

　　陈觉民认为，“李易现象”首先有利于高端优质医疗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过去，医疗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配置基本上是计划性的，导致的不良后果就是高端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没有，民办医疗机构更没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民办医疗机构不断涌现，而且已经出现了一批在硬件设施上具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民营医院。这些医院最缺乏的就是人才，这一问题也使得民营医院一直无法与公立医院站在一个完全公平的平台上进行平等竞争。

　　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并倡导形成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全国医疗卫生事业新格局。陈觉民认为，“李易现象”正是在这一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李易可以在公立医院服务，为什么就不能到民营医疗机构中去发挥作用？既然中央政策允许，本人又愿意，我们为什么不支持他呢？不但要支持，而且要理直气壮地给予支持。

　　陈觉民认为，“李易现象”还有利于缓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他说，众所周知，造成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截至2008年年底，云南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为9249，其中公立医疗机构数为3070，占33.19%；民营医疗机构数为6179，占66.81%。但公立医疗机构中床位数为112171，占87.78%；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为15613，占12.22%。全省现有卫技人员126237人，其中公立医疗机构的卫技人员99870人，占79.11%；民营医疗机构的卫技人员为26367人，仅占20.89%。可见，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在医疗资源、医疗人才和医疗服务上仍处于垄断地位，这也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滞后的重要表现。

　　正是由于公立医院硬件匮乏，床位使用率达120%，造成住院难、看病难、手术难，因此群众反映非常强烈。陈觉民说，其实大多数民办医疗机构硬件条件与服务都不错，但缺乏学术、学科带头人。有了这样的合理流动，全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自然为老百姓看病就医提供了多重选择。

　　陈觉民还为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今年2月、3月，省二院心内科平均日门诊量为1861人次和1794人次，住院病人分别为164人和184人，业务收入为188万元和229万多元。与该院去年的同期医疗业务数字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而从2月18日到4月30日，李易团队共为圣约翰医院开展了冠脉造影术128例，支架置入术85例，先心病封堵术13例，心导管检查4例，射频消融术14例，起搏器置入术12例；3月份科室业务收入为171万元，4月份为281万元。可见，多元化办医格局带动的将是整个医疗市场的发展。

　　虽然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但陈觉民表示，该省的医改步伐向来不落人后，而且改革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出于一个通盘的考虑。早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云南省就已经在允许社会资本创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今年还在昆明地区率先开展了医师多点执业试点，现在又出现了“李易现象”的人才流动。可以说，云南正在形成一个多元化办医的良性格局。目前的公立医院之所以改不动，最大的障碍就是人才搞不活，只能进行体外循环。而多元化办医格局的形成，会迫使公立医院不得不进行“院长公选制、全员聘用制、绩效工资制”等多方面的改革，进而带动云南省整个医疗系统真正活跃起来。

　　陈觉民认为，坚持公立医院为主体，民营医院为补充的办医格局，有利于调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而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