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传染病资源，科研评价机制怎么改

    嘉  宾：阚  飙（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

    杨瑞馥（军事医学科学院病原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舒跃龙（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流感中心主任）

    景怀琦（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

    ■ 对话背景

    10月13日—15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6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来自传染病研究领域的一群科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资源共享怎样才能变得容易些？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杨瑞馥在介绍了自己参与的一个成功案例：2011年德国大肠杆菌O104爆发，他们与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在5月28日收到了德国寄来的DNA标本，首先用第三代测序获得了原始数据，直接公布到网上，供全球下载。之后，全球上百名研究人员很快将分析报告汇总，共同发表，做出贡献的人员署名恰如其分。这引起了与会者的感叹和争鸣。

    建立精准的溯源数据库或许能打破部门利益

    主持人：现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有没有分享的传统？

    杨瑞馥：以前学界得到标本以后，作为一个资源，不会很轻易让人来分享；我们的机制是把基因组拿到以后，很快放到网上，我们自己还没有分析，供全球科学家下载。截止到2011年6月底，序列被下载14894次，也获得了各个国家的分析报告60多份，我们再综合全球的分析，获得结论。

    很快大家就把突出贡献的人列为第一作者。各个实验室的PI或者实验室一起共同发表。在这些作者当中，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联络。我们称为专家委员会，大家共同来控制疫情。只用两个月的时间把数据公布发表。同时因为有大量的人员参加，我们又筛选了一些贡献比较大的人员列到附件里面。因为他们也参与到了整个大肠杆菌的测序工作。

    大家如果拿到传染病病原的未知标本和资源，都当做宝贝只供自己研究，进程就不会很快。如果要想快速的了解病原，就得应用全球的智慧共同应对。因此资源共享是我们应该值得考虑的问题。

    最关键的是合作机制的建立。德国大肠杆菌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们定一个原则，谁提供标本谁就是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因为标本最重要。随着工作的进展，看整个工作的完成，然后再排第一，所以这个合作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机制定下来了，怎么共享、怎么发表大家很快的就会达成共识。

    从我们国家的思维方式来讲，很多单位愿意独自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如何打破部门的利益？我们考虑建立一个精准的溯源数据库，如果实现这个目标，事情就好办了。现在各种基金很多，不是不到位，但存在很多的重复浪费。如果有一个共同目标，这些钱都放到这一个目标里面，然后按照目标分配经费，就容易抓住机遇，为世界传染病爆发溯源和鉴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现今评价机制导致竞争，进而导致自我保护

    主持人：现今的评价体系是怎样的？

    阚飙：当今的评价体系导致了竞争，竞争导致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必然导致很多科研发展受限，比如做出来的人可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其他人做不出来可能就得不到。

    舒跃龙：合作机制的建立其实是很难的。即使是外国一些实验室，比如英国的，也是不愿意共享，迫于世界各国政府的压力才去共享。因此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其实是人的本性问题。但是杨老师有成功的例子，可以进行推广。

    景怀琦：我经过几个重大专项，我的总结是：（病原）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只有好的资源，才能谈的上哪些是新发和突发传染病。而我们国家的资源共享搞的比较差，大量拿到资源往往是自己私有。

    资源都是国有的，我们在不违反生物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尽快挖掘新的东西，否则放到冰箱里面永远是落后的，时间长了以后人也忘了，造成人退休了，资源也退休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表现的是很突出的问题。

    怎么去共享？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共享，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就不太情愿。要成果可享，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行。新的菌株的发现往往隐藏着很多的贡献。我们发现地方上送来的有新东西，必须反馈，不是说拿过来编个号就成了自己的。

    另外是编码要统一，比如送到我们实验室的不能把编号改了，上下单位之间的关系都要理好，不能互相打了埋伏，更改编号；另外是保存方法要统一，信息要精确。

    不仅要内部共享还要拓展共享，让资源发挥的作用更大，单打独斗地发文章就很麻烦，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很难吃透。如果X光片光给物理学家看的话，他不能认识哪个是胃、哪个是肺。

    另外是应急可为。我们首先要控制疫情，不能把发文章放到第一位。应该把资源尽快拿出来，提供给水平比较好、手段比较先进的单位尽快解决，而不能说放在自己的手上，慢慢的琢磨。

    靠科学家的自律有点难

  主持人：那么资源该怎样共享？

    舒跃龙：靠科学家的自律是很难的。我个人非常反对发表论文的这个体制——把疫情处理了就是贡献的，怎么就不能列入评价呢？现在评院士，就是

    考虑SCI的文章，有谁能考虑到科学家做出了什么贡献？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SCI是哪个国家，有意识地要扼杀我们？

    我不是说SCI不重要，但是作为唯一的评价就有问题。如果要解决景老师说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评价问题。

    所以我们在各种场合要呼吁国家重视一下传染病的评价体系问题。如果评价办法不变，可能某几个单位会去共享；全部要共享不可能，大家都会把资源放在口袋里，发了SCI论文再说。

    阚飙：这让我想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他连一篇正儿八经的公开发表文章都没有，也能评上院士，靠现在的评价机制能这样么？

    我跟美国CDC（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聊过。我问：你们投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会怎么样？他说什么都没有，一分钱不给。而且CDC审了60遍还没有发，因为如果出了错误是美国CDC的错误。可见他们不讲SCI。所以我们还要强调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能够在机制上有所改变。

    建立合作共享机制需要大家的信心

  主持人：建立合作机制可能吗？

    杨瑞馥：传染病的研究就靠这些资源。如何共享，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尊重别人的劳动。另外引申的意思是谁送的菌株，论文中送菌株的人是第一，这样大家的积极性就非常高，到时候中央级的研究单位会应接不暇——地方送菌株和生物资源以后就可以出成果。现在恰恰相反。基层辛辛苦苦的把病毒分离出来送给你了，你发表文章对人家就置之不理了，这是巨大的科学道德问题。但是我们国家这种问题很多。所以基层的同志肯定不愿意往国家级的单位送东西——送去就没了。

    另外合作共享，要建立这个机制需要大家的信心，慢慢做成几个成功的案例，让大家看到合作是双赢的，不光是自己得了文章，同时也为传染病的控制和防控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逐渐的积累，慢慢的形成风气，会做好的。

    发论文干什么？发论文是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这是大帽子。但是从自私的角度来讲，发论文是为了晋升、为了院士、为了荣誉，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考虑，如果从高层次考虑，大家会谦让：“这个你应该第一。”这样就会把事业做的越来越强大。

    十年以后再看论文，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路是走对了，应该是大家共同来发展。相反我也看到这样的例子：用别人的资源去做，做完以后不理别人，也发表了很好的论文，但是后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了，因为人家都不愿意帮你了。

    所以要建立自信，一定要把最大的利益让给合作方，尊重最基层人员的劳动，同时把SCI看淡一点，如果80%的人都看淡了，20%的人迫于这种压力也不敢看淡，所以我们要做出一点牺牲，希望我们作为牺牲者给后面的人铺点路，让后面的人把SCI看淡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