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学者谈中国20年铅排放情况：积毒不减

资料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 （何籽 /制图）

　　这是一份统计时长20年的全国铅排放清单。“我们的研究并不是国内第一次，但这么系统的、系列的、全面的测算以前还未见有报道过。”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程红光说。

　　他是“1990-2009年中国大气铅排放估算”研究的负责人，另外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和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四位学者也参与了研究。该研究结果将于2012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Atmospheric Environment（大气环境）》上。

　　我国是全球铅生产和使用最多的国家，近几年频发的血铅事件已使公众“谈铅色变”。“铅污染可能对人体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6岁以下的儿童。”程红光说。这项研究分析了近20年铅排放在时间、空间上的变化特征，以及各类排放源对总量的影响，试图揭示出铅污染的重点区域，最终评估健康风险。

　　而令程红光担忧的是，我国针对铅污染的健康管理问题重重。“目前我国的监测主要是针对环境，不是针对环境健康风险。对人体健康损害比较大的污染物，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环境健康评价和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措施。”

　　南方周末：1990-2009年铅的总排放量约是20万吨，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程红光：放在全国范围来看，20万吨并不是特别大的量。但是由于我国铅污染的分布不均匀，局部地区可能铅累积比较多，影响相对比较严重。

　　全国铅排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像河北、山东、江苏一带，一方面生活燃煤、工业用煤、机动车辆燃油排放量比较多，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燃煤电厂和电子拆解等涉铅企业比较发达，也会导致铅排放增加。其次是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部，主要是因为矿产资源采冶比较集中。

　　单纯从这个数据本身并不能说明我国铅排放量在全球所占的地位，但是中国铅的生产和使用确实是全球最多的国家，因此铅排放量在全球肯定是靠前的。

　　南方周末：1990-2009年间，全国铅排放量和排放源上都发生很多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程红光：最主要的原因是汽油使用上的变化。2000年以前，由汽油消费产生的铅排放量很大，2000年使用无铅汽油后，2001年机动车汽油燃烧铅排放量比2000年下降了97%，总排放量比2000年下降了81%。另外，近几年由于产能过剩，再加上逐步控制，使得燃煤电厂、炼钢企业的铅排放量也有所降低。

　　虽然总量和2000年以前相比有所降低，但从涉铅生产企业来看，其实铅排放还是在增加。比如冶炼、铅酸蓄电池、电子拆解等领域，铅排放量仍然是呈上升趋势。目前，这些企业的铅排放可能对周边居民产生较高的健康威胁。

　　南方周末：目前频发的血铅事件，是否与铅排放的控制不力有关？

　　程红光：引发每个血铅案例的原因都不一样，但铅污染肯定是最重要的途径。很多铅污染事件发生，是由于城市规划不合理，特别铅锌蓄电池等企业的布局。这些企业要有卫生防护距离，比如几百米范围内不能建居民区。但是往往这周围还是住人了。另外，企业管理不善，主要是一些在国家监管范围之外的中小企业不遵守相关的排放标准，导致周围居民遭殃。

　　铅锌冶炼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这些都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包括空气、土壤、水，然后会直接影响到作物。污染后的作物会含有超标的重金属，人食用后，时间长了也可能会产生健康问题。另外，大气中的铅也可能通过呼吸途径影响身体健康。

　　南方周末：我国目前对铅的健康风险监控存在什么问题？

　　程红光：我国制定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于严格遵守相关标准的企业来说，这是有效的约束措施，相关部门也会进行重点监测。

　　但是在我国，环境监测和健康管理是“两张皮”。铅污染监管需要环保部门和卫生部门密切合作，而我国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有时缺乏有效协调。尽管，环保部门有定期监测，对企业也有定期排污申报的要求，但环保监测出的数据并没有直接和卫生部门进行沟通，很多有效的监测并没有得到及时的重视。因此，单纯从铅排放量的角度去做监测，而不把排放情况和人体健康联系起来，限制了监控的效果。

　　南方周末：节能减排措施对铅排放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程红光：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力度比较大，但是在控制环境健康风险方面却很难给以很高的评价。因为，节能减排并不主要针对我们所关心的铅等重金属污染，这也是公众对国家环境保护工作比较诟病的地方。所监测的各项指标和我们切身感受的环境问题离得比较远，检了半天，也不知道我们喝的水是不是安全的；花了很多钱，也不能确保我们的空气是健康清洁的。这些年，尽管环保做了很大的投入，但老百姓对此却仍然不满。

　　南方周末：你觉得应开展哪些控制铅污染的工作？

　　程红光：首先，加强监管，从源头上来控制。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环保措施一定要做到位，排放一定要达标，环评要严格把关，比如在卫生防护范围之内是不能安排居民居住的。开采过程中，要综合环境健康因素，使我们的环境管理由质量管理向风险管理阶段发展。

　　其次，加强环境健康预警意识。政府往往头痛医头，没有环境健康预警的意识，在预警方面，从设备到人员都是非常缺乏的。

　　第三，进行招商引资、产业布局，要考虑到环境健康风险。有些矿尽量不要开采，能少开采就少开采。

　　第四，政府还要加强宣传，增强公众自身的防范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李倩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