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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补脆弱的精神防线

发布时间: 2021-07-17 00:39:51      来源:http://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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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特别策划   8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这是历经27年,经过10余次修改后的《精神卫生法》第二次被递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精神障碍患者全国有

周日特别策划

  8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这是历经27年,经过10余次修改后的《精神卫生法》第二次被递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精神障碍患者全国有多少,现在没有统计数字。按照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几个省的抽样最高达到17.5%。”参与分组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信春鹰说,“考虑到我国人口的基数,这部法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

  在庞大的人群背后,“我们国家的精神卫生专业队伍情况和发达国家相比差得太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陇德说,我国每10万人里才1.53名精神科医师,发达国家为8.59名;护士差得更远,我国10万人里只有2.65名精神科护士,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为29.15名。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告诉记者,二审稿重在做好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上,解决目前精神卫生疾病预防不力、医疗机构不足、专业人员缺乏、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治和康复等突出问题。

  精神科医师不被人理解、待遇低

  北京朝阳区一家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女医生,至今仍让信春鹰记挂。分组审议时,她在讲到这个医生的故事时语气明显变了。

  “因为患者随时给她打电话,最后丈夫和她离婚了。”信春鹰和这名医生交谈过,“她和我说,如果不接他们的电话,有的就找不到了”,但这样的工作不一定被家人理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宋法棠也曾到精神病院调查过,他了解到“医务工作者被精神病人打”不算稀奇事。

  “看这类疾病特别辛苦。”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图娅有着近20年的精神疾患治疗和相关新药研发经验,平时在学校国医堂专家门诊部应诊,主要治疗抑郁焦虑等精神疾患。

  “您有受到过病人的人身攻击吗?”记者问。

  “那倒没有。”图娅说,相比起其他医院的精神科大夫,自己要幸运很多。但经常需要和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打交道,更容易被负面情绪污染。“经常要记挂着,这名患者的病情为什么会有反复,那名患者的幻听该怎么消除,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你,能不痛苦吗?”

  图娅说,某研究课题曾经组织过一次精神科医生调查,医生量表的得分值甚至超过患者。

  图娅仍有3名同学坚守在精神专科医院,“他们特别不容易。”在她看来,他们不光面对严峻的医疗工作环境,还必须要安贫乐道。

  王陇德说,精神卫生专业工作人员的待遇比一般医院待遇至少差三分之一以上,“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2011年10月,《精神卫生法》一审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常委会法工委到宁夏、内蒙古等地调研。全区每千人拥有精神卫生机构床位数、医生数和护士数等主要指标位列全国第29位的宁夏,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少、布局不合理,精神卫生服务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精神障碍患者比其他疾病患者看病更难、更贵。

  一名参与调研的人士透露,当地专业人才短缺,由于待遇、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医学院毕业生不愿从事精神卫生方面的工作,精神科执业医师缺乏,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对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能力有限。

  “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立法”

  “精神卫生既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洪虎说,上一次审议时,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针对当前精神卫生工作的问题和现状,本法的立法重点应当放在做好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上。法律委员会经同教科文卫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卫生部研究,对一审稿做了修改。

  “立法宗旨调整了,‘被精神病’毕竟只是少数现象,现在将重点放在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上,是以人为本,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立法。”洪虎这样解读。他举例说,草案中第十条增加一款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精神卫生专门人才的培养,加强精神卫生专业队伍建设。

  草案第五章中增加一条规定,国家加强基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扶持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精神卫生工作,保障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精神工作所需经费。

  此外在草案中提出,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

  “现在这部法大的框架和脉络以及整个思路导向都非常好,重点抓住了、核心抓住了,整个宗旨也比较清晰,和预期已经越接近。”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如是评价。

  激辩《精神卫生法》

  分组审议中,代表委员提出,在二审稿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

  王陇德指出,草案对于政府和部门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得比较含糊、不明确。

  “对于义务、责任规定过多,权益、保障规定过少,会严重影响精神卫生专业队伍的建设。”王陇德认为,如果对精神卫生专业队伍的权利保障不力,谁来做精神科医生?草案里第11条虽然笼统地提了一句“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精神卫生专门人才的培养”,但是怎么去落实?而对于政府和部门的义务和责任,第7条规定要列入发展规划,第15条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对于这方面要配备专门人员,第60条规定要保障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什么是精神卫生工作,包括哪些内涵?他认为,如果这些概念不厘清,第11条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对条文中“鼓励和支持”的表述提出质疑。

  “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国家、各级政府、县级政府鼓励和支持,到底这个鼓励和支持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句话?”范徐丽泰说,精神病不是很简单的问题,需要很大的资源投入。仅仅是鼓励与支持,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是不够的。法律立了以后,各级政府鼓励和支持去做,谁去做,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这些问题,法律是解决不了的。她很希望在考虑这部法律的过程中,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对于这个方面都有一个财政预算上的承担。

  “中医师执业资格里没有精神科,但是中医能不能治疗精神疾患呢?”图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她建议诊断和治疗应该分开,精神疾患的诊断和鉴定非常专业,必须由精神科医师来做。但是诊断鉴定和以后的治疗必须分开,“全中国精神科医生拿到专业准入执照的有多少?大量的中医、民族医有治疗精神医患的传统和经验,但是没有相关分类的专科资格”。图娅认为,如果坚持只有精神专科医师才能治疗精神障碍,将会导致两种不好的后果,一方面会减少精神疾患治疗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让传统医学、民族医学萎缩。(本报北京9月1日电)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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