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食药监管总局网站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获批的药品生产批文为16.9万件,而中药只占其中的35.7%。近3年的药品审评年度报告显示,2012—2013年,获批的中药数量分别为27个和37个,只占当年新药总数的约6%。而2014年获批的501个新药批文中,中药只有11个,仅占2.19%。
由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六味药组方而成的六味地黄丸,是宋代儿科专家钱乙创制的,如今成为滋阴补肾、养生保健的千年良药。六味地黄丸是国内不少企业的“当家花旦”。如果按当下的审批流程,六味地黄丸基本没有上市的可能。
六味地黄丸作为补肾滋阴的基本药物,其对应的证是肾阴虚。除了肾病以外,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疾病都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服用六味地黄丸都有效。中药治病对应的是一种态(即证候),而药品注册办法要求对应的首先是病,如果声称治疗多种疾病,每个病种均要观察足够的病例数,如此则需要成千上万的病例观察,几十年可能也做不完。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药研发中心主任黄世敬指出,针对疾病的单靶点,是化药的强项,而中药方对应的是一个面或网络,用单一疾病靶点永远说不清一个面或整体。当然中药方也有对应单一疾病的成功案例,但是绝大多数是对应于证候的。如果注册新药只针对病,将证置于次要地位或根本不管其证,就把绝大多数中药方排除掉了。他建议,政策应有宽度和探索空间,为中药创新松绑,中药新药的注册评审需要体现中医辨证的特点。
中药要开发为成药,须经药效评价,建立动物模型,让小白鼠“点头”。一位研究者用小老鼠做七情致病模型,用铗子夹老鼠尾巴让其在空中晃荡,老鼠惊恐伤肾了。动物学家回答却是,老鼠以为你和它玩呢。在药效学指标上,动物模型按西医理论构建,与中医的证不相适应,最后抹杀了中药的实际疗效。
北京同仁堂研究院院长解素花说,中医新药疗效评价存在着趋同倾向,即中药新药均按统一的指导原则、一个标准来进行评价,缺乏个性化特点的观察和总结,不能很好体现中医的整体观念和灵活用药用方辨证论治的理念。
中药西管,过于西化的评价标准不符合中药的特点,也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我国中药新药研发审评通过率低、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很多企业和科研机构对中药新药研发望而却步,使得中药新药在评审过程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广药集团有关负责人指出,中药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要珍惜、保护、开发中医药这一宝库,并将其转化为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优势,而不能像现在这样“捧着金碗讨饭吃”。
“新药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必须大胆推进。”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副局长孙咸泽强调,为了鼓励创制新药,要在制度上创新、审评上优先、程序上简化、技术上沟通,真正形成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审评审批制度。
古方肥了外人田:经典名方在评审政策上不能千篇一律,应分类管理,使其古为今用,否则很难转化为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优势
北京的林先生国庆期间去了趟日本。好多朋友亲戚托他代购 “独龙散”,用来治疗儿童感冒。这个由地龙、荆芥穗、甘草、角刺组成的中药方,来自宋代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文》。让他不解的是,中国老祖宗的方子,为啥国内不能生产,还得去日本买?
小青龙汤、葛根汤、小柴胡汤、大柴胡汤……很多古方中成药在国外生产销售,在我国却要当成新药进行严格审批。韩国保健卫生部规定,11种古典医书里的处方,无须做临床等各种试验,药厂直接生产。日本厚生省批准使用我国《伤寒杂病论》的210个古方生产汉方药,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因为其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国的宝贝成了外国人的摇钱树,古方肥了外人田。
有人担心,古人和今人不一样,适合古人用的药,今人还能放心吃吗?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仝小林认为,尽管环境有改变、营养有改善,疾病谱也有改变,但是疾病的发病规律大致是一样的,80%的古方在临床上应用普遍。
“汤者,荡也。丸者,缓也。”丸散膏丹不同的剂型,在临床上有不同的应用。汤药主要是用于危重急症;而丸剂主要用于慢性病的调理。仝小林认为,中药更换剂型也要审批,传统中药丰富的剂型变成单一的汤药,也妨碍了中药在临床的应用。
按古方生产成药需按照中药注册分类6.1类中药复方制剂申报注册。《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指出,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是指目前仍广泛应用、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的清代及清代以前医籍所记载的方剂。该类中药复方制剂的具体目录由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协助有关部门制定并发布。符合相关条件的该类中药复方制剂,可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并直接申报生产。
仝小林建议,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名方,在评审政策上不能千篇一律,应分类管理:无毒的中药直接授予生产许可;含毒中药的药方,如乌头桂枝汤,进行安全性评价,获批后再生产;创新药直接走新药的审批流程。
中药经典名方是中药新药研发的重要源泉和#!佳素材。2015年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提出,将简化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复方制剂的审批,此外,国家正在加紧制定中药经典名方名单,逐步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
广药集团有关负责人指出,专利制度是保护中药古方有力的武器,现有的专利法规不利于中药企业申请专利权,很多中药难以达到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要求,导致无法申请专利。要完善专利保护制度,充分考虑中药的特殊性,为经典名方加盖“防盗水印”。
院内制剂很尴尬:审批门槛大幅度提高,而售价又受多因素制约,导致科研人员不愿研发、生产者不愿生产
红纱条在皮肤溃疡界可是个“明星”。北京中医医院赴汶川抗震救灾带上了“红纱条”,使许多伤口溃烂感染的伤员避免了截肢厄运。北京中医院中医外科主任董建勋介绍,红纱条全名是朱红膏纱条,把能活血生肌的朱红膏涂抹在纱条上,激发气血运行,刺激创面肉芽组织生长,激活生长缓慢或不生长的创面。
类似红纱条,按照传统方法炮制的丸、散、膏、丹,仅限于医疗机构内部使用,被称为中药院内制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很多都已停产。
治疗抑郁症的院内制剂——开心解郁丸,却让黄世敬难开心。他从2006年开始一直在做研发,要等到明年才能拿到制剂临床批件。到临床结束获配制批件至少还需要3—4年。10多年做一个制剂时间还不算长,有的制剂20年过去了还没做出来。院内制剂开发既不算课题,晋职奖励又不能体现,只是出于学科建设和临床需求,科研人员费力不讨好,年轻人都不愿参加。
从注册审批的角度来说,院内制剂审批的定位不清,用审批新药的方式来审评。由于强调安全性,要求其中没有毒性药材及配伍禁忌,不能有药典以外的药材,注射液干脆不能做,此举势必将临床原创束缚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常规毒理、药理药效等一个都不能少,在拿到临床批件前,至少要花50万—100万元。
黄世敬说,院内制剂与新药研发的主要区别是观察样本量,院内制剂只能在医院单中心做,样本量较少(不少于60例)。新药病例要求在多中心完成(大约400例)。但正因为是单中心,病例收集受限,加上投入严重不足,不如新药可以多找几家医院联合做。院内制剂的研发难度并不亚于新药研发,注册评审亦类似于新药。医院制剂的临床做下来,需要经费大约150万—300万元。
广安门医院一位名老中医治疗肿瘤的方子,在临床上疗效特别好,但开发成新药或制剂基本没可能,比如处方中含有药典未收载的药物——梨藤根。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首先要对梨藤根建立药材标准,需对其来源、有效成分、质量控制及药效、药理和毒理等进行研究。面对如此浩大的工程,开发新药的事只能搁浅。
玉红膏在临床上是一种特别好的创伤药,定价才几元,成本却接近20元。这种药纳入医保统一定价,生产一盒赔一盒,药膏生产时断时续,难以满足临床的需要,以至于网上已经炒到每盒70—80元。治疗痔疮的院内制剂参柏袋泡剂虽获制剂批件3年了,却一直不能生产,也是因为定价问题,亏本难赚吆喝。
院内制剂审批门槛大幅度提高,而售价又受多因素制约,导致科研人员不愿研发、生产者不愿生产。政策掣肘,让院内制剂难见天日。
黄世敬认为,院内制剂作为中药新药创新源头,不能用新药的标准来要求,两者要拉开档次,否则院内制剂就没法开发了,创新的苗头容易被扼杀。
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研究员建议,院内制剂应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由同级中医药行政部门备案,由医疗机构自主管理,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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