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医生不应是医院的私有财产

医生如何流动，完全是看制度。美国的医疗体制是不是中国医改的目标呢？我认为，美国不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美国制度中的很多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了解过很多国家的医疗制度，都觉得别人好，但是千篇一律的“感慨”是：制度不一样，我们是学不了的。

其实，“学习”与“照搬”是不同的概念，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习人家政府办医的理念呢？为什么不可以参考或改良一些好的制度呢？说多了美国的例子，现在就说一下英国的。在英国，90%的患者由全科医生首诊，需要转诊的仅10%，绝大多数由全科医生完成治疗，医院的宗旨就是少设门诊。在丹麦，90%的病人不在住院，而在门诊。

我们中国呢？2012年，全北京总诊疗1.92亿人次，其中在社区中心就诊的人次仅占21.3%，三级医院则承担了42.1%，而且在协和与在社区看病，医生服务价格相差不多于2元。

过去，我们批判“贪大求洋”的思想，现在“贪大求洋”的思想在医疗行业非常盛行。大医院伴随着大门诊、大医疗、大设备、大住院，而人们的就医观念也是：有大医院，我为什么不去大医院呢？现在，我们提出要控制公立医院盲目扩张，要大医院分流病人，来自医院和民众的质疑声此起彼落，而实施过程一直不能奏效。

按理，像中国这样的体制，要纠正大医院门庭若市的现象本比其他国家更有优越性，为什么做不到呢？关键点在于地方政府已经不想也“没有”办法“供养”医院了，对自己办的医院实际上采取了“放养”。而公立医院却只能在非常狭隘的管理思维下将医生“圈养”了，把医生当作每一个医院的私有财产，甚至有人担心“把医生都放出去了，那么多专科医生怎么活，专科医生培养多难呀！”这种怀疑正好说出了现行制度的弊病！

为什么国家培养出来的医生如此恋厩，离开医院就无法生存？再就是确实需要好好反省中国医生的培养与培训制度，为什么培养出来的医生差异这么大？是医院不够大的问题吗？如果认为只有在大医院才有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只有在大医院才能话，这叫什么医疗制度呢？如果一个大医院的专科医生离开了大医院就活不了，这怪谁呢？在市场化的美国，医生的培养是国家的任务，培养出来的医生不管在盈利性医院还是在非盈利性医院，他们都是为民众服务。

假如医生是社会的，医生的服务是为民众而不是为医院，那情况又将如何？我从一位开明院领导谈话中得到这么一种认识：“允许公立医院的医生在规定的非公时间‘多点行医’，大可不必认为他们拿着医院的工资、公有时间出去赚钱。公立医院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国家出钱培养医生不是为了税收而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病。所以，只要医生多点执业是去给老百姓看病，对国家甚至对医保体系来说，都是正能量。医生是社会的财产，不是某院院长的私有财产。”

最近，在中国大地为了一个大学的简称吵得沸沸扬扬，也有学院为改名上下奔波，这不是校长和院长的错，本身就是科举制度、财政制度以及民众世俗的眼光所造成。而世界的名院名校是历史的沉积，不是改名而成名。比如，美国麻省总医院虽然是叫“总医院”，但床位不到1000张，克利夫兰诊所是美国#!大的医疗机构，但医院总部也只有1400张病床，整个系统也就4000余张，人家叫的还是“clinic（诊所）”呀！可它拥有心血管、泌尿、病理等好几个全美国#!好的专科。这clinic拥有5万医生，难道这些医生都是医院养的吗？还有叫school ，college的世界知名学校不少。

《人民日报》关注到医生流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一公里障碍貌似在院长，其实不全是。医院院长不同意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自由出入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但是他们有两个重要的结：一是留住有用的人与淘汰无用的人。目前，有一些人留在该医院难以发挥作用，但在其他医院也许更能发挥其特长。对于这些人，有医院想炒但炒不得，有医生要走但走不得，人员难以流动。二是“我是院长”和“我不是院长”的结。我曾经在一些研讨会上直接问院长：假如你不是院长，你支持医生多点执业吗？院长很坦率地说：“当然支持！”显然，院长的内心其实也希望多点执业，所以这是一个屁股指挥脑袋的管理问题。归根结底，这些结的形成是制度所造成的。假如院长的#!长任期不得超过10年，那么他不会不为自己将来的后路着想。

我们再设想一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生走向社会人的时机日趋成熟，禁锢医生带来的结果就是医生逃离，因为别的医院开出更加宽松的就业条件吸引医生。假如其他政策障碍也打开了，编制取消了，福利社会化了，医生不再凭“论文”和“职称”定工资奖金了，支付制度改革了，一个开放式的医疗市场形成了，那么医生就不在乎医院的等级，自然就流动起来了。这时候，院长的思维方式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医生不再是医院的私有财产，从医生求医院到医院吸引医生，因为医生选择的是适合自己发展的服务平台。

（来源：生物谷Bio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