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困局导致贩肾猖獗 51枚肾脏获利1000万

　　5 月初，郑伟等16人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移送北京海淀区法院，该案涉及肾脏51枚、赃款1000多万元，被认为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一起有组织贩卖人体器官案。

　　从租用场地，招引、供养卖肾者，到联络买家，谈判价格，体检配型，雇佣医生，摘取器官，直至摆平医院，

　　完成手术，分割赃款，中间节点全部专人负责、对接顺畅，体现出了严密的组织性及职业化特征。

　　5月底，杭州某区，一处简陋的肾源供养基地，被卧底的腾讯拍客曝光于网络。这些已驻扎多日并陆续完成体检的年轻人，旋即被警方调查遣散，不久后，该贩肾团伙组织者，被逮捕归案。

　　与郑伟案类似，杭州案供体，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在30岁以下，文化水平偏低，多无固定工作，收入较少，医学知识匮乏，为得到3.5万元回报，他们已下定决心，卖出自己的一枚肾脏。

　　两案前后相继，引起公众热议。

　　贩肾链条

　　巨大的供体缺口，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器官掮客，他们通过腐化部分医院和医生，打通各个中间关节，获利丰厚。

　　郑伟案具有代表性。

　　据海淀区检察院介绍，安徽淮北人郑伟和他的贩肾同伙，从2007年底即已开始从事肾脏中介的营生。

　　郑伟的器官生意，从时间顺序看，可大致分为三段。

　　在前期，郑密切接触患者，四处招揽肾源，每成功撮合成一台手术，他便可拿到5000~10000元好处费。截至2008年3月，经由郑的介绍，在某医院总计近40台换肾手术完成后，郑获利30多万元。

　　2010年3~9月，郑着手组建团队，筹划换肾一条龙服务。通过拉拢当地外科医生，在6个月时间内，郑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火花乡卫生院，先后从供体身上摘走贩卖肾脏20多颗。

　　可观的收益，看似轻松无险的经营，壮大了郑伟的胆量，在一次运肾进京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后，他决定将摘肾地点落在北京。

　　2010年9月，郑伟在海淀区颐和山庄，以每月7500元的价格，租下一栋4层别墅，并投资数十万元购买了医疗器械，成立了一个不带抢救室的摘肾黑医院。卖肾者免费吃住在附近的一个“据点”，临摘肾前几天转移到这里，直到被取走肾脏，周期或可长至一两个月。

　　至2010年12月案发，郑伟团伙在这里共计取肾30多枚。新鲜肾脏运往北京某三甲医院后，很快完成移植手术，前期与受体家属谈好的价格，同时兑现。在这一过程中，该院负责审查供体资质的伦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据本刊记者了解，郑伟团伙定点在这家三甲医院，每单最终到手20万元左右，而肾脏供体得到2-3万元不等。

　　在该器官买卖组织中，来自正规医院的医护人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或者事后坚称被郑伟蒙骗，或者干脆承认只为拿到每单三五千元红包。

　　查阅对比同类案件细节可知，摘肾地点多为小医院，操刀者也未必是该专业医生，但最后的移植手术，是在具备资质的大医院。

　　涉案医生叶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他此前便和器官中介郑伟相识，也曾要求郑等人通过合法渠道寻找肾源，在开始时，郑确曾提供过相关证明材料，但之后就不再提供了。

　　“后来我发现，郑伟提供的肾脏来自活体，知道这是违规操作，但我是一名医生，出于治病救人的考虑，就做了移植手术，也没有考虑肾脏的来源。”叶某自辩时说。

　　对叶的说法，卫生部器官移植委员会伦理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表示无法理解，因为在她看来，器官是否有问题，从材料上，一望便知。

　　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一些游离在国家卫生部监管体系之外的医疗机构，需引起警惕和反思。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著名肝脏移植专家朱继业对记者表示，器官移植技术，是临床上的高精尖技术，它代表着一家医院乃至一个省区市的医疗水平，一家基层医院，如果成功完成了器官移植，在当地是非常骄傲的事，当时电视台报纸往往会大力宣传，而卫生部门对这些小医院，疏于管理，问题不少。

　　朱继业提及，一些县市级医院实际上并不具备器官移植的资质，但常常会偷偷地约请一位大夫到当地去做肝肾移植，这类事情，多数是民不举官不究的。

　　另外，根据器官移植条例，具备资质的医院，在手术前，其伦理委员会应做详尽调查，但在某些医院，这一审查已流于形式，器官掮客们趁机利用虚假材料，通过了审查。

　　供需困境

　　1:150，这是中国器官供需现状。

　　捐献体系长期缺位，严重依赖死囚器官，这是造成目前中国器官供需极其失衡的主因。

　　2005年7月，卫生部副部长、器官移植专家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正式表示中国用于移植的器官多数来自死囚。

　　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华披露，从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国内只有130位公民在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2007年以来，在中国内地每年开展的近万例临床器官移植中，自捐献的器官不到30例。

　　2007年是一个分水岭。

　　随着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少杀慎杀渐成共识，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死刑案例减少，死囚器官速降。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委、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教授朱有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说，其一，中国已经取消了13条死刑罪名，其二，以前是不管犯人同不同意，他死后的器官都可以拿来用，但现在不行了，一定要得到囚犯本人的签字同意才能取用，否则就是违法，有些犯人不同意捐献，器官就此失去了很多。

　　2008年，黄洁夫在著名医学专业期刊《柳叶刀》撰文说，因死刑复核及捐献者书面同意等措施，中国尸体器官数量锐减近二分之一。另据记者了解，自2007年，中国每年至少在以5%的速度减少死刑犯。

　　正是2007年，活体移植开始盛行。

　　据了解，活体移植在技术上更复杂、更高端，但手术会对供体多少会有些伤害，临床实践中也有过供、受体双死亡的悲剧发生。

　　朱继业认为，若仅从救死扶伤的角度上讲，活体移植对于晚期肝肾病人延续生命，的确是有效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肝脏病人，病情更为紧迫，移植可起死回生。但综合各种因素，如今北大人民医院已不再做活体移植手术。

　　目前中国器官的供体来源，基本为三种，即死囚犯、亲属间活体移植、传统死亡或脑死亡后的捐献。

　　在死囚器官日少、捐献数量稀缺的情况下，亲属间活体移植已成为病人及家属的考虑重点，但亲属意愿、身体状况、能否配型等因素均存在，变数颇大，这直接导致了器官黑市的衍生泛滥。

　　2007年5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行政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施行。

　　根据卫生部的规定，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仅限于配偶、亲属及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配偶，仅限于结婚三年或婚后已育有子女的；亲属，仅限于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仅限于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卫生法学会副秘书长申卫星对记者表示，上述规定中的第三项，被器官买卖者当成可乘之机。据称，在多数违法移植案例中，帮扶关系成为做假者首选。

　　谋变

　　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同玉对记者说，如果活体不做，其他供体又没有，那还怎么开展工作呢？所以手术还要进行，但要更加严格把关。

　　尽管如此，中山医院的移植手术，目前已大大减少，一年仅30例左右，亲属占70%以上，而“帮扶”一概不做。

　　按照规定，在手术之前，供受双方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查，而在当面询问环节，供受双方及家属务必到场，伦理委员会精心设计的提问，或将涉及方方面面，比如，可能会对供、受体的生活细节展开追问。 “如果亲属关系为假，当场就能揭穿。”朱同玉介绍说。在他看来，那些出了问题的医院，完全是因为伦理委员会的失职。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器官捐献体系，同时配以真正公平公正的器官分配体系，已刻不容缓。” 卫生部器官移植委员会伦理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说。

　　器官捐献体系，各国做法不尽相同，比如在美国，器官捐献与驾照领取挂钩。当事人自愿选择捐或不捐，这一意愿并不影响他是否能拿到驾照。其好处是，一旦发生交通死亡事故，凭驾照上的标识，死者器官可在第一时间被妥善处理，避免资源的浪费。

　　另外，在那些已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已实现广泛覆盖的国家，其对无表态的死者，就器官捐献，可以遵循默认同意，或默认不同意原则。而中国器捐体系尚缺，采取哪种方式都存在问题。

　　据记者了解的情况，一些人愿意捐献器官，却不知该找谁，也不知该办什么手续，最后就放弃了这一想法。

　　朱同玉的感受是，在器官捐献的宣传报道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存在很大差距。

　　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与卫生部共同启动了10省市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两部门在天津、辽宁、上海等地，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人体器官捐献招募、获取和分配等工作。

　　两年多过去了，虽然一些人还是一头雾水，但器官捐献协调员们，已在全国陆续展开了工作。

　　翟晓梅认为，这些协调员的工作，如履薄冰，但意义重大，值得期待。

　　“直到现在，社会器官捐献微乎其微。”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教授朱有华说，从全国看，器官捐献开展三年来，登记的只有200多例。

　　朱有华说，器官捐献专业性很强，很多人担心献血中的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问题也会在该领域出现，因此国家管控很严格。

　　陈忠华对记者表示，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如果能规范推进，并加强监管，这个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