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4.5亿的人口患有轻微心理健康疾病”,如无有效措施,“预计到2020年,我国每年将有150万人死于自杀”,惊人的数据促使我们不得不直面心理健康问题。
在西方,心理健康促进作为一种新理念被提出,旨在全面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从“预防”心理问题做起,而不仅限于传统的“治疗”。而我国各类人群对心理健康促进的需求早已萌生,目前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不过,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张建新指出,高涨的需求、相对薄弱的基础研究以及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管理和服务体系的欠缺形成了明显的矛盾。
高速发展下的阴影
近年来,校园伤害、富士康跳楼、小悦悦等社会事件屡受公众关注,这些事件都被认为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心理压力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日前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421次学术讨论会“心理健康促进:前沿与挑战”上, 张建新指出:“总体上讲,经济、管理、社会组织、文化表现出来的社会巨变在现阶段带来了贫富差距、不良竞争等问题,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研究显示,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多层次特点,年龄、地区、职业之间的群体差异显著。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张侃指出:“经调查,18岁到35岁的成年早期人群、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城市居住人群以及部分儿童和青少年人群是心理健康问题较多的三类人群。”
而据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教授董奇介绍,包括流动留守儿童、家庭贫困儿童等在内的儿童、青少年弱势群体在多项心理健康指标上表现不佳,是发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潜在高危群体。
尚未成熟的基础研究
面对严峻的形势,张建新指出,我国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的心理健康科学研究,还不能很好地为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供足够的依据和指导。
首先,对于心理障碍的神经基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例如,焦虑的大脑机制研究是当代神经科学研究最热门的问题之一,已经形成了“杏仁核—前额叶通路中心”和“脑岛中心”两大主流理论。然而,由于这两种理论对焦虑的机理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这让焦虑神经科学研究在走向临床应用时遇到了关键性的困难。
其次,在评估各类人群的心理问题中,由于测量工具、指标体系、鉴别标准的缺失或者难以统一,各类人群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各区域分布特点等问题目前还无法被全面认识。
因此,张建新等人建议:“应考虑尽快建立系统、科学、全面的国民心理健康基础数据采集监测体系,加强对心理健康问题机制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投入。”
严重缺乏的服务措施
据调查,多数发达国家在心理健康相关领域的花费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5%到3.5%,在这些花费中,用于治疗的直接成本远小于患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间接经济负担。张建新表示:“如果能将部分医疗保健投入提到疾病发生之前,转移到早期监测和干预上,未来至少在降低心理疾患造成的巨大间接支出上,或许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与躯体疾病相比,心理健康的诊治和康复被纳入公费医疗范畴内的比例极低,人均投入仅0.2元左右,而对早期监测和干预的投入则几乎为零。
对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加大投入建立心理健康多水平、多层次、多媒介的干预促进体系。“针对心理疾病需要临床精神病学治疗,针对轻微心理问题需要心理咨询和治疗,自我感觉良好的个体则要加强宣传和预防。”张建新说。
此外,符合严格标准和规范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专业人员的缺乏,也严重制约了心理健康促进工作。研究表明,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至少需要86万心理治疗或咨询专业人员。不过,我国目前各高校尚无培养此类人员的专业院系,专业机构之外的职业培训和认证工作又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提供高水平的心理健康服务人员。
法律保障的缺位也给解决心理健康促进问题增加了难度。我国自1985年起开始起草《精神卫生法》,至今仍然处于草拟阶段。据专家透露,该法仍无法在短期内正式出台。
在西方,心理健康促进作为一种新理念被提出,旨在全面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从“预防”心理问题做起,而不仅限于传统的“治疗”。而我国各类人群对心理健康促进的需求早已萌生,目前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不过,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张建新指出,高涨的需求、相对薄弱的基础研究以及全民心理健康促进的管理和服务体系的欠缺形成了明显的矛盾。
高速发展下的阴影
近年来,校园伤害、富士康跳楼、小悦悦等社会事件屡受公众关注,这些事件都被认为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心理压力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日前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421次学术讨论会“心理健康促进:前沿与挑战”上, 张建新指出:“总体上讲,经济、管理、社会组织、文化表现出来的社会巨变在现阶段带来了贫富差距、不良竞争等问题,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研究显示,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多层次特点,年龄、地区、职业之间的群体差异显著。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张侃指出:“经调查,18岁到35岁的成年早期人群、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城市居住人群以及部分儿童和青少年人群是心理健康问题较多的三类人群。”
而据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教授董奇介绍,包括流动留守儿童、家庭贫困儿童等在内的儿童、青少年弱势群体在多项心理健康指标上表现不佳,是发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潜在高危群体。
尚未成熟的基础研究
面对严峻的形势,张建新指出,我国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的心理健康科学研究,还不能很好地为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供足够的依据和指导。
首先,对于心理障碍的神经基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例如,焦虑的大脑机制研究是当代神经科学研究最热门的问题之一,已经形成了“杏仁核—前额叶通路中心”和“脑岛中心”两大主流理论。然而,由于这两种理论对焦虑的机理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这让焦虑神经科学研究在走向临床应用时遇到了关键性的困难。
其次,在评估各类人群的心理问题中,由于测量工具、指标体系、鉴别标准的缺失或者难以统一,各类人群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各区域分布特点等问题目前还无法被全面认识。
因此,张建新等人建议:“应考虑尽快建立系统、科学、全面的国民心理健康基础数据采集监测体系,加强对心理健康问题机制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投入。”
严重缺乏的服务措施
据调查,多数发达国家在心理健康相关领域的花费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5%到3.5%,在这些花费中,用于治疗的直接成本远小于患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间接经济负担。张建新表示:“如果能将部分医疗保健投入提到疾病发生之前,转移到早期监测和干预上,未来至少在降低心理疾患造成的巨大间接支出上,或许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与躯体疾病相比,心理健康的诊治和康复被纳入公费医疗范畴内的比例极低,人均投入仅0.2元左右,而对早期监测和干预的投入则几乎为零。
对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加大投入建立心理健康多水平、多层次、多媒介的干预促进体系。“针对心理疾病需要临床精神病学治疗,针对轻微心理问题需要心理咨询和治疗,自我感觉良好的个体则要加强宣传和预防。”张建新说。
此外,符合严格标准和规范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专业人员的缺乏,也严重制约了心理健康促进工作。研究表明,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至少需要86万心理治疗或咨询专业人员。不过,我国目前各高校尚无培养此类人员的专业院系,专业机构之外的职业培训和认证工作又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以提供高水平的心理健康服务人员。
法律保障的缺位也给解决心理健康促进问题增加了难度。我国自1985年起开始起草《精神卫生法》,至今仍然处于草拟阶段。据专家透露,该法仍无法在短期内正式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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