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张献虎的执业烦恼

“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北京的天空弥漫着黄沙，但却没有阻止回乡人的热情。早晨不到7点，京开高速公路出京方向的收费站就已排起长队。
 
驱车行驶约4小时，《中国科学报》记者来到位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宁晋县，张献虎早已在高速公路出口等候。透过车窗镜，记者打量着他：中等身材、体态偏瘦、皮肤略黑，一笑起来，额头上几条抬头纹愈发明显。
 
自1996年医学中专毕业之后，张献虎便继承父业，干起了农村赤脚医生这一行，这一干便是16年。
 
短暂寒暄后，他便带领我们去目前他的工作单位——宁晋县河渠镇白侯社区卫生站。七拐八拐之后，一行人到达了这个建设于上世纪50年代的白侯乡卫生院（白侯社区卫生站之前的名称）。这个卫生院曾经在当地“红极一时”，像白内障、阑尾炎手术都可以开展。
 
“我父亲那一辈就在这里培训。”张献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地很多从事村医工作的人，都是“老子带儿子”的模式。
 
而如今，这个社区卫生站已经明显发“旧”：木质门窗掉了漆色，一台B超机早已超负荷运转，输液的支杆也锈迹斑斑……这与卫生站5名工作人员身穿的整洁白大褂显得很不协调。
 
其实，张献虎刚借调到这里不足半个月。之前，他一直在河渠镇北陈村自己开诊所，“4000多人的大村子可以让我们村医活得很不错”。
 
去年，在基药零利润等政策的影响下，张献虎凭借业绩好、手艺高等优势，把北陈村7个村医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村卫生室，当起负责人，过起了“大锅饭”的日子。
 
“完全是自发行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每个人‘工资’都是一样的。”张献虎所说的工资，并不是上级拨给的，而是村卫生室所有村医劳动所得的平均值。
 
来到白侯社区卫生站后，张献虎觉得，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更多患者，更加锻炼自己。
 
现在，张献虎每个月有1420元的固定工资，再加上其他收入，每月可达到1700元左右。“这远远比不上砖瓦工，人家一天至少挣100元，而我们村医呢？”他现在有一儿一女，10岁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三年级，6岁的儿子刚刚上育红班，老婆没有任何工作，可谓“一双手养活四张嘴”。
 
但张献虎觉得，既然选择了做村医，就意味奉献。他早已忘记经他医治好的村民有多少，也根本记不清多少次半夜被叫醒，去救治病人。
 
当然，也有不少村医选择了另谋职业。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技术好的村医，或是已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的村医，而这对广大村民来说，绝对是一种损失。
 
相比以前，张献虎在工作上显得更加小心谨慎了。“自身知识跟不上疾病发展的速度，村民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恨不得打一针就必须得见效。”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张献虎自考了大专，一有机会便参加各种培训，但仍然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其实，有这种体会的不仅仅是张献虎。《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与当地近30名村医接触的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渴望知识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与期待：无奈的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多的是自身尊严；期待的除了政策恩惠，还包括更多的知识培训。
 
2010年，一次偶然机会，张献虎与北京善医行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刘凤梅在微博上相识，这次相识为他“帮了大忙”。
 
刘凤梅一直倡导通过村医培训来让村民受益，而不是通过搞义诊的方式。“搞义诊只是权宜之计，村民受益只是一时。而对村医的培训，才能让村民更长久地受益。”
 
在此后的两年，刘凤梅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河渠镇地区村医提升实际临床技能，包括捐献书籍，组织医生志愿者去当地作培训……一来二去，包括张献虎在内的很多村医都与医生志愿者成为了朋友，遇到棘手问题，他们就电话咨询怎么处理诊治。
 
张献虎每天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情，但谈到未来，是否还会坚守村医岗位，他却没有太多信心，“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救死扶伤是一种信仰，但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的话，说不定也会改行”。他注视着桌子上的血压仪，不停地用签字笔在处方纸张的背面画着圆圈。
 
夕阳西下，微风起，槐树花香氤氲在整个卫生站，但张献虎们却没有心情去品味，映入眼帘的只是他们依旧忙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