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转化医学加混合动力

　　本报记者 许琦敏

　　健康科学研究所是连接临床医学研究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个“桥头堡”，实体化运作十年，前来成立课题组的专家越来越多——

　　

　　重庆南路、合肥路口的那幢小红楼已超过80岁，最近10年，老楼被装进了新内容，成了连接临床医学研究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个“桥头堡”，一个转化医学基地。

　　10年前，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交大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在这里正式开始实体化运行；10年间，来这个研究所设立课题组的专家越来越多，来了都说要长期研究下去。这些专家中不乏院士，他们做的科研都指向一个大目标。

　　

从“扁鹊时代”到“爱迪生时代”

　　“解释疾病机理，创新治疗方法。”这是健康所订立的研究目标。瑞金医院副院长兼健康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宁光对此解释，我们要推动中国医学从“扁鹊时代”走向“爱迪生时代”。

　　扁鹊治病靠经验，而现代医学需要爱迪生式的创新能力。他曾到过美国国立卫生院下属的一家研究型医院，那儿一年只做20次胃镜，但每做一次都会有新发现，然后据此对医疗器械、治疗手段作出改进。

　　“中国每年做的胃镜难以计数，但‘创新含量’远远不及那20次。”宁光自己同时在瑞金医院和健康所设有课题组，探究内分泌疾病机理，希望每看一个病人，都能更深入地研究病例，得到更多科学启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从事白血病研究的陈赛娟院士，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从事骨关节临床与研究的戴尅戎院士，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研究风湿病的沈南……医生们接踵而至，希望通过基础研究，解开疾病背后的致病谜团，发现或提升治疗方法，造福病患。

　　

激发创新的“混合动力”

　　健康所将临床医学与基础研究连接起来。全所2/3以上研究员拥有医学背景，荆清研究员是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心内科教授，黄钢研究员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核医学科科主任……在这里，医生与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积极交流互动，源源不断产生出“混合动力”。

　　“Co-PI”是健康所临床课题组的一种独特形式。戴尅戎院士的团队一部分在医院，一部分在健康所；在他的团队里，除了他这个PI（课题组长），还有一个Co-PI（课题副组长），常驻健康所，直接向他负责，协调两边团队协同运作。加盟健康所7年多，这个课题组在骨组织生物材料研发、干细胞成骨成软骨分化诱导等领域已发表SCI论文30余篇，干细胞临床骨、软骨修复治疗方面的临床病例超过了100个，还申请了一系列靶点药物、临床检测试剂盒及干细胞治疗的专利，一些专利已转让。

　　2003年，沈南在健康所设立课题组。此前，他在仁济医院开展风湿病学机理研究已逾30年，早就尝到了转化医学的甜头，但也苦恼，因为很多基础研究的实验方法都要从头摸索、耗时费力。到了健康所，他发现这儿真是能人云集，“只要经常到别的课题组转转，很多实验问题就能解决。”这大大加快了科研速度，“早一天解开谜团，就能早一天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

　　在健康所，天天与医生同事讨论、聊天，也帮生命科学家为自己的研究“调焦”——对准更切合实际的方向。为让双方充分“混合”，健康所创造了各种交流平台：每月有课题组长会议，每周有课题组组会，还举办学术沙龙等，一旦有了好想法，就可以联手一起做。宁光说，这使得健康所的研究紧扣临床应用，今后10年有望取得更多有意义的进展。

　　

服务型的管理支撑很贴心

　　健康所“地盘”很小，实验室很局促，可来这里做研究的医生、科研人员都喜欢这儿。除了临床医学与基础研究能有效生成“混合动力”，健康所服务型的管理支撑让他们感觉贴心。

　　在健康所，没有处长、主任，只有秘书——人事秘书、科研秘书、宣传秘书、教育秘书……这些行政人员的角色定位就是服务。“我们要招人，只要把要求发封邮件给人事秘书，一切就进入流程，我就等着面试应聘者了。”沈南很欣赏这样的效率，可让他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这也是很多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熟悉的工作环境，“适应期”因此大大缩短。

　　在健康所，考核不只看SCI论文、影响因子，而评判是否有向临床转化的价值；这里强调民主集中制，很多事情都由研究员讨论决定，很多管理制度由一线的科研人员商量制订，行政人员负责执行，这给了研究者“当家做主”而不是被管头管脚的舒畅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