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做个好医生

杨清仁 黄显斌
 
    我国肝病医学界，有两位泰斗级人物——一位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吴孟超教授，擅长外科；另一位是解放军第302医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主攻内科。

    今年87岁的陈菊梅，每周仍照常出专家门诊、参加疑难病症的会诊。从医63年来，她成功救治了数十万名传染类疾病患者，获得多种国家级奖励。

    老人低调恬淡。医院想用她的名字命名院内的一个花园，她婉言谢绝了：“我当医生，为患者服务，都是应该做的，没必要用我的名字树碑命名。”而在业内，人们都称赞她是“当代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一面旗帜”。

    研究药的目的是治病救人

    2000年夏天，某学院部分学生出现集体高烧、腹泻症状。短短几天内，六七百人出现此类症状。陈菊梅临危受命，连夜赶往疫区。

    当地医院专家、公安人员已经展开调查。陈菊梅到达学校后，直奔食堂、病房等地详细了解情况。在疫情分析会上，有人说是食物中毒，有人说是“人为破坏”。陈菊梅根据自己的调查，认为这是一种肠道病毒引起的流行感染。

    她迅速从302医院抽调实验室专家赶赴现场，采集血清标本，进行病毒分类检测。经过3天3夜连续作战，工作人员最终确认这些学生是被肠道埃柯病毒感染。

    陈菊梅准确的判断来自她在传染病领域多年的深厚研究。上世纪60年代，陈菊梅从国外研究中得到启发，大胆尝试利用感染病毒的细胞形态变化来判断传染病病毒类型，大大提高了传染病病毒类型的诊断准确率。

    重型肝炎、肝衰竭一直是世界医学难题。“七五”期间，我国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病死率高达85%以上，国家把降低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病死率作为一项重大课题交给了医院。每减低10%的病死率，就意味着每年让近万名慢重肝病人能活下来。陈菊梅目睹过很多家庭因肝病失去亲人。她提出：“我们力争把病死率降低20%到30%！”

    很多人听到这个数字，心就悬了起来。她能做到吗？

    陈菊梅带领攻关协作组，深入研究中医治疗慢重肝的方法，率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重肝的崭新模式，确立了早期诊断、中西医辨证施治、用药加减和及时处理、预防合并症等方法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的方案。

    最终，这套方法使我国慢重肝患者的病死率由过去的85%以上下降到38%，降低了47个百分点！这是我国肝病治疗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肝病病人的转氨酶居高不下是困扰临床医生的重要问题，陈菊梅一直在苦苦寻找降酶药物。

    她对低酶出院的病人进行过信件追访，可是发了200多封信，只收到4封回信。她又到地方医院请教，收获也不大。一天，一位先后7次住院的老人引起她的注意。老人告诉她，每次转氨酶波动都伴随睡眠不好，服用安眠药后才能入睡。

    陈菊梅立即意识到，安眠药中可能含有降酶成分。她深入研究后发现，其中起到降酶作用的是中药五味子。经过多年探索，她将五味子原药烤干磨成粉，再加上茵陈、大枣、蜂蜜，做成蜜丸，并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肝得安”。陈菊梅成为应用五味子成功降酶的第一人。

    这一成果公布后，不少医院和科研所的同行前来请教，她都毫无保留地介绍。不久，某药物研究所和一家药厂根据她的研究成果，生产出一种新的降酶药物，获得了国际金奖。很多人为她鸣不平，陈菊梅却淡然地说：“我研究药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不管是谁生产出来的，只要对病人有好处，得不得奖、谁得奖，都不重要。”

    防止“大树底下不长草”

    302医院很多年轻医生都说，没有陈菊梅教授的引领，就没有他们个人的发展。

    有一位医生，刚刚用大剂量赤芍治好两三位黄疸病人，陈菊梅就让他总结这几个病例，去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相关学术会议。这位大夫有些犹豫。陈教授鼓励他说：“抛砖引玉嘛，出去听听也好。”

    后来，年轻的医生听从了陈菊梅的建议。没想到，他的报告在大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位医生就是后来以治疗重度黄疸肝炎而闻名的“全国百名老中医”汪承柏教授。

    上世纪90年代初，年轻医生杨永平因为头脑灵活、善于协调，被某药厂看中准备“挖”走。陈菊梅觉得他是个当医生的好材料，征求了杨永平的意见后，她去找院领导，建议留住杨永平。

    杨永平留在了临床一线。此后，他一直铭记着陈菊梅的话，“当医生就得弯下腰，一辈子做一名好医生”。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肝细胞体内移植术及多项肿瘤“绿色治疗”新技术，并首次在国内提出肝癌综合治疗模式，成功治疗3000多例肝癌患者。杨永平成长为国内肝癌治疗领域的知名专家。

    陈菊梅常说：“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要防止‘大树底下不长草’的不良现象，多为年轻人成才创造条件。”302医院青少年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朱世殊是陈菊梅的学生之一。陈菊梅带着她完成了一个关于儿童肝衰竭治疗的研究课题，但申报奖项时，陈菊梅却主动删掉了自己的名字。

    上交材料时，朱世殊又悄悄将老师的名字填上了。可获奖后，她不敢把证书拿给陈菊梅，怕挨老师批评。于是，这本获奖证书一直躺在朱世殊办公桌的抽屉里。

    “我只是做了些应该做的事”

    陈菊梅是取得过很多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科研成果的专家，更是一名好医生。

    1963年的一天，陈菊梅遇到一位被3家医院拒收的年轻病人，仔细检查后，她作出了“乙型脑炎后遗症”的准确判断。这是一种病死率和致残率都相当高的传染病，当时国内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陈菊梅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思索救治方案。最后，她从神经鞘损伤原理出发，独辟蹊径，在病人第三、四腰椎管部位，定期注入适量的地塞米松等药物。病人情况不断好转。4个月后，这个当外语老师的小伙子竟然重新走上了讲台。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出现后，较早获得消息的陈菊梅就开始走进电视台，宣传“非典”防治知识。她还亲自为传染性极强的“毒王”做检查，并主持了北京地区第一次对“非典”患者的专家会诊，很快又主编了全军第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已经83岁的陈菊梅主动要求到灾区去，院领导劝她不要去，她说：“我同传染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有经验。”陈菊梅拄着木棍走遍了北川、什邡、绵竹等重灾区，对水源卫生监督、卫生防疫机制和环境消毒等进行全面评估。

    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握着陈菊梅的手，感动不已。陈菊梅却笑着说：“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一名战士！”

    做出了这么多成绩，陈菊梅早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专家。近年来，英国《名人传记》、《剑桥大学名人录》等纷纷来函，请求把她列入世界名人录，陈菊梅都谢绝了。

    在唯一的一次专题片拍摄中，一头银发的陈菊梅平静地说：“我和老伴都商量好了，我们死后，不作遗体告别，遗体都捐献出来，供医院解剖研究用。我活着不希望出名，死后也不用留名。我不愿意当什么名人。我只是做了些我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