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中小学生现隐性饥饿

方志伟： 北京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主任

随着我国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目标正从“有学上”转变为“上好学”，从满足基本需求到改善教育品质、提高教育质量。然而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新挑战，使贫困地区少年儿童营养不足问题凸显。
 
去年9月，受安利公益基金会委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选取云南、青海、陕西、贵州、重庆等5省市作为样本地，对当地政府改善农村学生营养政策以及改善少年儿童营养公益项目进行调研。2月28日，《我国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项目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
 
双重营养危机
 
《报告》认为，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造成庞大的留守少儿群体出现，加之农村适龄学童减少，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撤点并校”计划的施行，使边远地区学龄少儿被迫寄宿。
 
由此，家庭结构变化与撤点并校导致的双重营养危机，使我国中西部农村中小学生原本严峻的营养问题雪上加霜：许多家庭贫困导致食物短缺、饮食结构单一；留守少儿监护人文化水平较低，缺少必要的营养知识；学校营养教育匮乏，缺失具备专业营养知识的教师；地方财政吃紧，无力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对于营养素摄入不足或营养失衡，世界卫生组织将之称为“隐性饥饿”。最常见的包括：缺铁、缺碘，可使少年儿童平均智商降低；缺锌，可导致偏食、复发性口腔炎、性发育迟缓、注意力不集中等；缺乏维生素A、D，可导致佝偻病，单纯缺乏维生素A可引发反复感冒、腹泻和干眼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相比，目前我国贫困地区近1500万的0～14岁少年儿童中，低体重率为12%～36%；生长迟缓率是城市儿童的6倍，维生素A缺乏率是城市少年儿童的4倍。上述几种“隐性饥饿”在我国贫困地区少年儿童身上均有体现。
 
中美学生营养改善政策比较
 
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即着手开展儿童营养健康发展活动，并在部分地区发放婴儿食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定和贯彻实施了3个历史性的国家营养改善政策：《20世纪90年代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自2007年起，我国启动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在中央财政投入的120亿元资金中，有1/4用于改造食堂。从2010年秋季开始，我国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小学生提高到每生每天3元钱，初中生提高到每人每天4元钱。
 
2011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
 
《报告》认为，在美国的少年儿童营养计划实施过程中，有两部法令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颁布的《学校午餐法》和1966年时任总统约翰逊签署的《儿童营养法》。据此，美国大力开展了国家学校午餐计划、课余加餐计划、专项牛奶计划和夏日食物服务计划。这4项计划形成了庞大的供餐体系，可称为多渠道供餐行动模式。
 
《报告》分析指出，中美制定的学生营养改善政策，均以解决学生饥饿、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实现民族实力提高为目标。
 
而美国针对不同经济能力状况的学生，采取了差别性补贴。并且，美国服务监督政策不仅对食物配送标准等进行规定，还对违反、破坏营养计划的行为制定明确的处罚办法，加强了服务监督力度，更力促营养教育成为其营养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外，美国学生营养改善政策十分注重志愿者的作用。
 
几个核心问题与建议
 
在《报告》中，课题组凝练了一些营养改善核心问题。 在谁为农村学生营养买单的问题上，课题组提出，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应成为农村儿童营养改善的第一责任人。
 
关于提供什么样的营养，国家与社会对贫困地区应给予重点支持并因地制宜确定营养餐谱。
 
如何建立多元协作模式？《报告》认为，通过整合政府和民间等多渠道资源，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以民间力量为杠杆，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此外，为实施有效的监督体系，《报告》建议，应完善监督评估体系，引入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编织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课题组还建议我国政府持续增加投入，探索改善营养水平的有效方法，同时创新社会管理方法，构建由政府主导、多方合力的工作机制和政策改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