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地方政府监测治理PM2.5不能着急上马

　　几次雾霾天气，不仅让“PM2.5”从一个专业名词变成了街知巷闻的新闻热点，也让它在官员和民众心里的分量变得重起来。在北京，这些飘浮在空气中、直径小于2.5微米的细小颗粒，突然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两会”上，防治PM2.5污染物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按照规划，到2012年第三季度，北京市将按照新标准监测PM2.5，并且通过“八大措施”，来确保治理PM2.5的成效。在此之前，北京市已提出，要“以降低PM2.5为重点，打一场提升空气质量的攻坚战”。

　　热度也在向全国蔓延。天津、山东、湖北等省市陆续启动了PM2.5的监测，江苏省甚至提出计划，实现PM2.5监测点的“全省覆盖”。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很直接地感受到了这样的“热度”。过去几个月，围绕PM2.5的问题，他已经“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地接受了很多家媒体的采访。这让这位常年致力于空气监测的科学家忍不住有些头痛。

　　“治理PM2.5还是要想清楚，不能盲目地喊口号。”王跃思说，“对于政府部门，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坐下来找找方法，和专家们谈一谈。”

　　“网络民意推动的治污行动”

　　从今年1月开始，北京市民终于可以通过政府官方发布的数据，来了解自己所在城区的PM2.5污染情况。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这一数据并不公开，了解和关注的人也寥寥无几。

　　王秋霞是北京一家环保机构达尔问环境研究所的工作人员，2011年7月，她所负责的一个项目开始向普通网友提供仪器，监测空气中PM2.5的浓度。根据她的记录，头5个月，一共只有30个人参加了监测；而现在，新的申请者已经需要等待3个月才能排上队了。

　　“我想测测自己周围的环境质量，并且把结果告诉我的朋友们。”一位申请者在表格中写道。而在项目之初，不少人只是出于好奇，想监测一下自己所受到的“二手烟”危害。

　　转变发生在去年11月。当时，人们在网上热烈讨论北京持续多天的雾霾天气，并开始关注“PM2.5”这个原本陌生的专业名词。此前，根据1996年政府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颗粒较大、直径超过10微米的粉尘一直是空气质量监控的重点，其对应的PM10指标也是环保部门关注的主要指标，身材更娇小、危害更严重的PM2.5则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实际上，在人们的生活中，汽车尾气、装修涂料、餐饮油烟，甚至二手烟的烟雾，都可能成为PM2.5的来源。不过，根据媒体报道的研究数据透露，北京市PM2.5的主要来源还是燃煤、机动车燃油、工业燃料等物质燃烧后的产物。

　　因为体积小，PM2.5能够进入人体支气管和肺部深处，甚至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造成“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并且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生育系统和神经系统。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潘小川甚至发现，2004～2006年期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民意的热潮很快推动了政府的举措。2011年11月16日，环保部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二次征求公众意见，PM2.5被纳入新的监测范围。随后，北京市环保部门在今年1月率先公布了当地的PM2.5监测数据，广东、浙江、湖北、四川等地也开始将公布PM2.5测量数据提上日程。

　　江苏省一位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加入PM2.5的评价指标导致“优良”天数大幅下降，那也不要紧，“关键是要清楚灰霾天的来源，要有措施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扭转被动局面”。

　　《纽约时报》刊文评价说，这是一场“网络民意推动的治污行动”。

　　在公开的数据中，人们才能了解空气中这一被忽略多年的颗粒物的变化：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表示，北京市2000年PM2.5年均浓度为100～110微克/立方米，2005年降至80～90微克/立方米，2010年为70～80微克/立方米。这说明，“十多年来，北京PM2.5浓度呈下降趋势”。

　　王跃思则提供了另一个方向的信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随着奥运会临时治污政策的取消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北京的PM2.5浓度事实上“略有回升”。

　　政府应该先和专家探讨，而不是急着上马

　　当人们为公开PM2.5数据而振奋时，王跃思却并没有体会到同样的欣喜。对于科学家们而言，现实的困难正横亘在眼前——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目前人们还找不到一种能够实时准确测量PM2.5质量浓度的技术方法和仪器设备，进而得到准确并且被广泛认可的观测数据。

　　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实时测量PM2.5质量浓度的仪器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以“石英微量震荡天平法”为基本原理的仪器，优点是PM2.5的质量变化与石英微量天平震荡的震荡频率变化之间有明确的定量关系，缺点是目前的技术无法解决样品中挥发性和半挥发性物质的损失，导致测定结果被认为偏低。第二类是以“β射线法”为基本原理的仪器，本身的测定原理是居于两个假设，其一是仪器的石英采样滤膜条带均一，保证“零点”不变，其二是采集下来的PM2.5粒子均一，对β射线的衰减强度一致，而上述两个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因此测定数据往往被认为“偏高”；第三类是以PM2.5粒子光散射为基本原理的仪器，是靠粒子对光的散射先测定出来粒子的数量和体积，最后折合成质量浓度，但粒子的密度是变化的，因此，所得数据被认为不准确。

　　在实际监测中，这三种仪器得到的数据各不相同。事实上，它们在学界都存在很大争议，在湿度过高或污染物浓度过大的情况下，三种方法所测定的数据差别更大，根本无法比对。

　　政府的步伐则早已大步向前。北京市环保局年初向记者表示，PM2.5的监测网络建设已经启动，他们正在抓紧时间调节系统、布局站点、订购设备。

　　这让王跃思“非常着急”。“政府应该先和专家探讨，否则花费上亿元资金买回来的国外仪器难以发挥效益，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浪费。”他说。

　　他更倾向于监测PM2.5每天的平均浓度。这一监测的方法不用采购昂贵的进口设备，技术上也简单得多：在实际环境条件下，利用大流量或是中流量滤膜采样器采集(3个)PM2.5样品，经恒温恒湿后称重(平均)即可获得每天一个PM2.5的平均质量浓度，这也是美国环境保护署认可的方法。具有争议的实时观测数据，则可以作为一种参考。“这一过渡方法的最大优点是节省经费，容易实施，并为国内仪器厂商留出了一定的新型仪器研制时间。”王跃思进一步解释说。

　　相比于公开污染数据，王跃思认为，政府部门应当更优先考虑治理的方法和技术。

　　根据《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方案》，未来5年，北京市计划新增100万亩森林控制PM2.5污染。根据现有研究，在种树区域内，PM2.5的数值可能下降10%～50%，但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恐怕很难在市区内容纳整片整片的绿树。

　　更何况，在污染最严重的冬天，北方大多数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对于吸收污染物，几乎“一点作用都没有”。“指望种树来治理PM2.5，根本没有可能。”王跃思说。

　　无论方法如何，北京市已经公布了治理PM2.5的时间表：到2015年，空气中PM10和PM2.5浓度比2010年下降15%，PM2.5浓度降至每立方米60微克；到2030年，PM2.5浓度下降到每平方米35微克。这一进度在网络讨论中被批“太慢”，但在王跃思看来却是合理的。

　　“着急是没用的。”王跃思说，“东京、伦敦都治理好了自己的污染，我们也可以，但需要时间、技术，需要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需要从根源上采取措施。这不是光种点树就能解决的。”

　　要从根源治理，哪怕是牵扯到经济发展、很痛的根源

　　事实上，在治理污染的历史上，东京也曾经大力提倡植树种草，甚至规定“每买一辆车就要种一棵树”。不过，在所有的治理方案中，这只是一条“比较次要”的规定。

　　日本政府的主要治理方法，是发展公共交通和地铁。王跃思注意到，在日本，人们上下班大多坚持地铁出行，只有在周末休闲的时候才会开车，这就大大减少了汽车尾气的排放量。

　　而在中国，汽车不仅使用率很高，尾气污染也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其中有燃油品质、发动机和尾气处理技术问题，也有加油站、汽车检测场和维修装饰等与机动车相关产业的管理问题。目前，中国市场上出售的燃油含硫量标准是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几十倍，不饱和烃的含量也比其他国家高，这样的燃油在燃烧过程中容易产生更多的超细粒子(纳米级粒子)，粒径小于400纳米的超细粒子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当这些超细粒子遇到空气中的水蒸气后，颗粒物中的硫酸盐和硝酸盐等就会吸收水分、膨胀开来，形成散射阳光、危害人们健康的大气灰霾，其本质就是悬浮在大气中的PM2.5细粒子。

　　在王跃思看来，这才是中国城市中PM2.5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而在现有的控制策略中，雄心勃勃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将此列为治理方案的重点。

　　“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要总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要考虑从根源上进行治理。”王跃思说，“也许这样的根源会让你很痛，会牵扯到经济发展，但也要坚持去做。”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遭遇污染问题的国家，历史上，英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遭遇过严重的环境问题。不过，王跃思认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

　　当今中国的主要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甚至木柴和秸秆，这些复杂的原料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污染物，给治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也给污染治理带来了更多困难。“中国和其他国家治理PM2.5最大的差距，其实是经济发展历史的差距。”王跃思说。

　　更重要的是，王跃思觉得，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面对“民众质疑”，政府部门应该要采取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让本就不简单的环境治理工作变得可持续。

　　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PM2.5的治理无法单凭一个地方政府的努力来完成，每个公民也都要出力。“区域联防联控不能仅是一句口号，政府部门也要为公众的积极行动提供良好的平台。”王跃思说，“不能把经济发展看得太重，也不能把公众水平估计得太低。” 地方政府间联防联控要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比如，公众尽量减少开车出行，并要按时检验，当车辆尾气排放不合格时要主动维修，直到通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等等。

　　王秋霞的经历也验证了这一判断。在最近的几次PM2.5监测之后，一位网友在完成自己的报告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要少开几次车，多坐几次地铁……这是一个普通人为了整个城市的环境应当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