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何处觅良医

近20年间，中南大学三所附属医院共派遣了近千名专家下基层扶贫。资料照片

    今冬。早晨6点。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两林村62岁的吴洁红一起床,便匆忙赶到镇里,再坐车到县城。前些天,吴洁红得知中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又来县人民医院义诊,好几次错失机会的她,这次下决心去看一看久治不愈的老毛病。

    吴洁红到达县医院是上午9时30分。此刻,在骨科诊室内,病人正排着长队。已经多次下乡的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医院脊柱外科主治医师邓幼文,正在挨个检查、询问患者。邓幼文告诉记者,下乡感受最深的就是,基层医院学科建设落后、医疗人才外流、百姓求医意识薄弱。这些问题,让许多下乡专家萌发了关于医疗改革与医疗扶贫的思考。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渔”从何来?

    2011年12月6日至11日,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在大湘西区域进行医疗扶贫和回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三所医院便参与了系列帮扶工程。义诊第一站——泸溪县人民医院,正是前期帮扶对象之一。

    提起泸溪县人民医院的“苦难史”,现任院长刘勇记忆犹新。1998年,刘勇陪母亲前往吉首人民医院看病,发现很多病人说的是泸溪话。因为县医院医疗条件落后,80%的大病患者会去外地看病。就医患者少,医院收入低,县医院年收入仅百万元。生存极度困难之时,医院被分成7个自负盈亏的门诊。刘勇说:“学科建设落后,经常耽误需要急救的病人。一名工人从3楼摔落造成颅脑外伤,在送往吉首途中去世了。”医风也因此受影响,2001年,县委书记向兴仁前来视察时,发现医务人员竟闲得在诊室打牌。凤凰、永顺、龙山、花垣等县级人民医院的状况也与泸溪县一样。

    各乡镇医院医疗情况更不容乐观:医务人员缺少,一人多职,收支无法平衡……凤凰县阿拉卫生院院长向彦明给记者算起细账:阿拉营镇人如果去长沙看病,凌晨两点就得起床。坐车、吃饭、住宿,额外成本大大增加。到达医院需排队、挂号、等候,如果碰上挂错号,又得把相同的手续重新办理一次。“有的人,在城里呆了一周,也只是到了医院门口而已。花的钱是在农村治疗的10倍。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愿来我们当地医院看病。”

    医疗扶贫,是基层医院的一场“翻身战”。

    进入泸溪县人民医院,右边是一栋正在建设的6层高楼。刘勇说这是泸溪县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建成后将成为外科大楼。在湘雅医院的持续帮扶下,泸溪县人民医院正逐步“脱贫”。“输血”行动也转变为“造血”行动。本地医院在几十名专家的指导下,诊断水平突飞猛进。技术好了,病人多了,医院的床位由此前的20余张猛增至270张。

    凤凰县阿拉营镇姚祖吉2011年12月8日很早起床,他要来看望他的恩人——湘雅二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周钧。6年前,他从自家施工楼上摔落,造成重伤。正在镇卫生院扶贫的周钧果断放弃转往省城的想法,亲自操刀手术,挽回他一条命。已78岁的姚祖吉现在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中南大学三所附属医院对凤凰县城、乡镇医院对口扶贫期间,这样的例子很多。点与点联动让一个专家的“队伍”成了流动的“大医院”,集团联动让基层医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湘雅二医院通过对2011年收入突破1亿元的龙山县人民医院的对口支援,为基层医院如何做好社会服务提供了范本。来到龙山县人民医院骨伤科,楼道内摆放着20张病床。院长贾琳介绍,骨伤科现有病床53张,但远不能满足需求。院内各科室都有加床。病房内,中央空调、衣柜等一应俱全。正在建设的第三住院大楼,设施将更完善。医院还建起了全新的血液净化中心、重症监护室,许多患者慕名前来就诊。

    但是,对于一些重症来说,这场“翻身战”似乎又不太彻底。

    吴洁红进了凤凰县人民医院大门,兴冲冲地跑到报名处找专家,结果被告知此次没有肛肠专家下来,当地医院对她的病仍束手无策。中南大学医院管理处处长孙维佳说:“基层医院扶贫任重道远。每个医院应当建立重点学科,形成区域互补,避免资源浪费。”

    好凤凰栖好梧桐,“凰”归何处?

    2005年底,时任湘雅二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的陈建林,作为科技特派员来到凤凰县阿拉卫生院。2011年12月8日,她再次来到卫生院寻找昔日同事,却只遇到了几位已经成为科室主任的同仁。向彦明告诉她,曾经参与湘雅二医院培训的20多位骨干,现在已调往上级医院,甚至外省。

    人才流失与结构的不合理,是这场“翻身战”中,多数乡镇卫生院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凤凰县腊尔山卫生院39个医务人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医师为零,具有中级职称的仅有副院长龙胜崇。院长胡帝成说:“2006年,湘雅医院开始对腊尔山卫生院进行支援,第一轮培训结束后,人才流失很厉害。医院现在骨干奇缺。”

    生活条件差,是基层人才流失的另一个原因。腊尔山卫生院护士腾科言向记者诉苦:“腊尔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海拔2000多米,要是没事做,只能站在窗口看小狗打架。我们住的是1973年建成的危房,还时常停水停电。十几个女医生护士,80%没有谈恋爱。”

    这样的人才现状,中南大学三所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在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医学论坛的湘雅三医院放射科主任王维,2011年12月6日凌晨1点赶到凤凰。他在台湾准备了4小时的课件。王维说:“不是基层人员不愿学,而是没学习机会啊!能够接触到更多知识的人,就有义务把技术送到基层。”

    专家与基层医务人员“点与点”的接触,虽有成效,但是,当学好了技术的基层医生一走,医院人才又陷入断层。

    龙山县人民医院正在探索“由个体培养转变为团体培养,由若干技术培养转变为学科整体建设”的人才培养新路子。2009—2010年,龙山县选送了120名业务骨干前往湘雅二医院进修,在2011年,进修人数增至170名。院长贾琳说:“每个科室选送若干人进修,即使是走掉一个两个,对整个医院的人才队伍建设,不构成大威胁。”

    在专家义诊时,腊尔山卫生院院长胡帝成凑到湘雅医院教授江泓面前说:“我想去长沙跟您学习一年,学成后再回基层。”江泓爽快地答应了。记者问胡帝成:“愿意继续留守基层的动力是什么?”胡帝成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叔叔、伯伯都是死于脑血管意外,那时我就抱怨,为什么医院不能医治他们的病,现在我才明白,是因为我们的医院太差了。作为医生,我想进步;作为本地人,条件再苦我也要留守,人民需要我扎根基层。”

    患疾病却不求医,“医”因何拒?

    基层百姓求医意识的薄弱,甚至拒绝就医的现象,让不断深入农村的专家们倍感心痛。

    凤凰县戴福林胸口痛,经湘雅医院莫龙医生诊断,患有冠心病。在此之前,老人一直认为疼痛属年龄大的正常现象。记者也对前来会诊的老龄人进行了抽样调查。20名老人中,8人没有病历。在现场义诊的文丹医师告诉记者,2008年,她在泸溪县乡村会诊,来“凑热闹”的一位老奶奶告诉她,自己偶尔头痛、恶心、眼睛模糊。经过仔细检查,文丹惊讶地发现,老奶奶患的是致盲性疾病青光眼。

    胡帝成在腊尔山卫生院十余年的从医生涯中,有许多关于百姓求医意识薄弱的见闻。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没有实施前,60%的产妇选择在家分娩。现在,卫生院住院分娩费用约为600元,农合能报销300元,国家额外补助300元,但仍有10%—20%的产妇不来医院。他说:“这些产妇大多是高危产妇,有的出于对医院的不信任,有的因思想封建,有的逃避计划生育。有病治病,在乡镇很难实现,可一旦农民想起要治病,那就是大病。”

    中南大学三所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把健康意识普及视为己任。他们把宣传单发放到各乡镇,希望湘西的村民们,都能有良好的就医意识。

    但这还远远不够。陈建林说:“在乡村卫生院,医疗不是纯技术工作,给病人做检查,要担心病人负担不起,毕竟,每一元钱都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在农村,我才能更加深刻领会到,医疗改革和医疗扶贫,是多么急迫和重要。只有当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倾注基层,就医成本继续降低后,观念才能逐渐改变。”

    近20年间，中南大学三所附属医院共派遣了近千名专家下基层扶贫，接受三所医院培训的基层医务人员，数倍于下基层的专家人数。基层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湘西地区百姓的就医意识也有所增强。

    告别湘西之际，湘雅二医院耳鼻喉科教授肖自安对记者说：“中国农村面积大，基层医疗问题多，光靠某几个医院扶贫还远远不够。有能力的医院，都应该参与到扶贫中来。”（本报记者 唐湘岳 本报通讯员 张 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