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正林在抢修器械。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本报首席记者 孙刚
仁济东院医学工程室位于内科大楼底层的一个角落。总共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隔成了两室:外间沿墙的桌上放满了呼吸机电源和推注泵,地上堆着3台监护仪,走路要侧身才能通过;里间算是办公室,放了3台电脑,但到处塞满了各种说不出名目的线板、显示器,让人几乎无立足之地。
“还好春节就我一个人来,平时的话,我们三个维修人员加上两个实习生,椅子要轮流坐。”部门负责人娄正林腼腆地说,“不过有空坐下来的时候也真不多。”
仁济东院有2台磁共振仪、7台CT、3台血管造影机、11台X光机、近30台超声仪、70多台呼吸机,还有输液泵200多台、心电监护仪300多台……所有这些设备,加上数不胜数的诊疗、手术、检验检查仪器的日常维护保养、紧急抢修,都由医学工程室负责。“医院每天七八千门急诊量,几百台手术,机器24小时运转,我们也24小时‘时刻准备着’。”
春节前,娄正林和同事们做了彻底的大巡查,尽量把故障隐患清除,但医学设备也像人体一样,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生病”。“长假里我‘备班’,可以在家休息,但有事情要随叫随到。”初二早上8点多,重症监护室一台监护仪的导联线坏了,初三晚上有台磁共振磁场不稳,娄正林接到电话都立即赶来。“有时候,放假比上班还累,总是担心出状况。”连续多年黄金周假期,“备班”的娄正林不能出去旅游,与家人聚餐时也不敢喝酒,生怕“误了事”。
娄正林1994年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现在也只是助理工程师,在教授、博士如云的三甲医院里是低学历。但无论是临床科室还是科研部门都认可娄正林的“本事”,各种尖端设备有了毛病少不了找他“看看”。对手术室和监护室来说,娄正林有时候甚至能“救命”。有一次,一台肝移植手术正在进行,自动手术床却突然断电了,无法调整病人的体位;娄正林在电话里先教心急火燎的护士手动操作“应急”,赶来后马上排除了故障,解危难于千钧一发。
出于保护知识产权或者商业竞争原因,不少进口设备不提供图纸,连维修手册也没有。对这些集成度越来越高、价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宝贝”,娄正林有个 “笨办法”——先学会怎么操作,掌握工作原理,再根据故障现象回溯,参考各种资料千方百计找出原因。曾有台监护仪的计时功能坏了,更换了电池也不起作用,必须找到时钟芯片。但线路板上几百个小如芝麻的芯片哪一个才是呢?娄正林拿着放大镜一一抄下型号,一一上网核对,断断续续费了两天工夫才找到。再细看芯片周边,原来一个铜箔跳线了,重新连接后,监护仪终于恢复了正常计时。
娄正林坦言,医疗仪器越来越精密和专业化,要彻底弄懂所有设备根本不可能。为此他总是很珍惜设备企业提供的培训机会,即使企业的技术人员讲得再“模模糊糊”,也能从中获益匪浅。他还有不少医用电子领域的工程师朋友,经常互相切磋咨询。多年积累,好学若渴的他终于成了多面手,各种类型的仪器设备运行中的问题基本上都能随时解决,或者发现故障所在送回企业检修、更换相应部件。
一次,一台欧洲产的心脏超声机出现“雪花屏”,噪声干扰大,如果更换整块线板至少要花十几万元。娄正林“直觉”是探头附近电路出了问题,细看之下果然有个细如发丝的电容烧坏了。换了电容,再从一台报废的机器上拆下一块通道板安上,总共才花了50元。“看到仪器重新正常工作,那份成就感,真有点像医生治好了疑难病例呢。”
春节前,医院出资十几万元,为医学工程室购买了一台“模拟人体生命体征检测仪”。拿着“新武器”,娄正林心里乐开了花:“仪器能设定早搏、房颤、房扑等数据,连到检查设备上比较偏差,就能直观地发现隐患了。”虽然还希望类似的设备再多几台,但他已经非常满足。“过去,我们只是像水电工一样的普通后勤部门,而现在已经成立了医疗装备学科,医院越来越重视,我们的用武之地将越来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