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早就提了醒，美国却把整个2月浪费在一件事上

　　在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联邦政府的十几位官员日夜聚集在白宫战情室，商讨如何撤回被困于中国武汉、钻石公主号以及其他邮轮上的美国侨民。

　　据几位与会人员回忆，白宫新冠特别工作组的成员们通常只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才会商讨病毒检测的问题。工作组的领导在会议上保证，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已经研发出了一种诊断方法，准备快速推广。

　　可现实是，从1月底到3月初，新型冠状病毒迅速席卷美国大陆，由于技术缺陷、法规限制、像往常一样的官僚做派以及在各个层面缺乏领导，致使大量可能已经感染的美国人无法进行检测。

　　作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拥有最好的医疗专家，却错过了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时间，让美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公共卫生灾难视而不见。

　　前CDC主任费和平（Thomas Frieden）认为，缺乏强有力的筛查表明美国政府工作的失败。参与抗击该病毒的高级政府科学家安东尼·福西（Anthony S. Fauci）也在国会议员面前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珍妮弗·纳佐（Jennifer Nuzzo）看来，特朗普政府对病原体潜在危害的认识非常有限。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局长玛格丽特·汉堡（Margaret Hamburg）则指出，正是这种失误导致“确诊人数呈指数级增长”。

　　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相信自己的团队能够研制出最精确的测试方案，并且能够与州实验室共享成果。但是自二月份以来，试剂盒的缺陷逐渐暴露，他承诺将迅速进行修复，结果花费了数周才给出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CDC还严格限制了检测资格，并且推迟了“社区监测”方案。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尽早应对，并且检测到潜在传染源，那么社区隔离就能够有效限制疾病的传播。

　　FDA局长史蒂芬·哈恩（Stephen Hahn）推行的法规自相矛盾，致使医院、私人诊所和公司在危急情况下更加难以进行检测。在其他国家每天能在进行数万次检测的时候，美国平均每天只能提供不到100次的检测，这让绝望的美国人民更加失望。

　　卫生和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Alex M. Azar II）负责对CDC和FDA进行监督，同时做好政府应对流行疾病的协调工作。随着公众对于检测问题的批评愈发尖锐，他也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在整个政府层面，三个负责检测和应对疾病威胁的机构——CDC、FDA和HHS，都没能迅速做好准备，甚至在看到疫情在中国暴发且得到提醒之后，依然未能有所作为。在政府高层无意推行检测，或者认为没有检测需求的时候，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

　　整个2月，特朗普都被弹劾问题转移了注意力，导致忽视了疫情威胁与国计民生。在2月底，特朗普甚至声称疾病即将在美国消失。

　　直到3月初，政府官员终于宣布将扩大检测范围，但为时已晚。因为初期的耽误，遏制疫情已失去可能。如今想要减轻危害，防控措施将变为更为严格的封锁、社区隔离及强化医疗。

　　美国已有超过20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世界上确诊最多的国家。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城市开始封锁，经济增速放缓，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美国人无法得到检测。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在2月份曾率领专家组前往中国。他表示，想要战胜疾病，检测病毒至关重要。“你可以确定自己和他人是否感染，然后就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制止。”如果没有检测，遏制病毒又从何谈起？

　　巨大的挫折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是在元旦前后从中国同行那里得知了这种病毒的，那时他还在陪家人度假，但病毒的威猛已经让他不安。在几天后一次通话中，谈及新冠肺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还在电话那头落了泪。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长期从事艾滋病研究，在2018年担任CDC主任以前，从未领导过任何政府机构。这位此前致力于防治艾滋病的医生突然面临一场新流行病的暴发。

　　起初CDC反应迅速。1月7日，CDC就创立了“新冠病历管理系统”，并建议前往武汉的旅行者采取预防措施。1月20日，在中国科学家公布病毒基因序列两周后，CDC开始研发自己的试剂盒，并投入到最初的检测中。

　　研究这种传染病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种病毒此前从未出现，信息很少。一开始也不知道无症状患者具有传染性，这让科学家们对病毒更加费解。

　　为了测试新冠病毒，CDC在试剂盒中采用了三个小的病毒基因序列与拭子采集的样本进行匹配。很快有人发现了试剂盒的问题。第三个序列，或者叫“探针”，结果并不稳定。CDC发现了问题可能出在污染或设计上，于是要求各州停止检测。这致使CDC在最关键的时候失去追踪病毒的能力。

　　根据CDC官网，直到2月中旬，美国每天只能检测100份样本。因为检测能力有限，CDC只得限制检测人数，只有去过中国或者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才能进行检测。

　　这也使得各地健康部门无法进行监控监测，这是流行病学诊断中的重要一环。为了了解潜在病毒，用于测试普通流感的鼻咽拭子也用来检查新冠病毒。

　　2月14日，CDC才宣布将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进行筛查。纳佐认为，如果可以早些进行检测，美国现在会处于不同的境况。

　　危害开始逐一显现。2月29日，西雅图地区第一次出现无疾病接触史及旅行史的确诊病例，而西雅图的第一例确诊病例出现在1月20日。研究者后来表示，这说明疾病可能已经在这里传播数周，因为没有更多的确诊数据，地方卫生机构无法进行进一步追踪，也无法对潜在病例进行隔离。

　　CDC几乎没有考虑采用WHO提供的试剂，因为CDC的试剂都在自有实验室中研发，这让官员们更有信心。同时WHO提供的试剂也需要一些时间完成审批。

　　面对国会质询，雷德菲尔德在2月24日给49名国会议员回信时还坚称：“CDC的反应积极，能够更早发现潜在的病例，并确保病人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几天之后，CDC终于提出了新的方案，让各州和地区不需要等待替代检测方案，而是直接使用CDC提供的试剂盒，忽略掉第三个有问题的基因探针。

　　与此同时，韩国和意大利疫情在快速传播。2月25日，CDC专家梅索尼耶（Messonnier）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称，疫情可能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这让刚从意大利回国的特朗普非常愤怒。当天晚些时候，阿扎尔似乎试图平息事态，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梅索尼耶博士的意思是说，大家的生活“可能”会受到的一些影响，只是“可能”而已。

　　无法进行的检测

　　2019年12月，史蒂芬·哈恩被任命为FDA局长，在疫情之前，他负责监督一个涉及众多行业的联邦机构。但是一夜之间，他的工作变成了抗击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哈恩博士需要动用科研及私人实验室来帮助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庞大的疾病检测系统。

　　然而在哈恩的带领下，FDA变成了一个拦路虎。私营企业理应是CDC能够快速响应动员的第二层级。在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快检测速度。比如在韩国，2月上旬就召集了20家医疗企业负责人，放宽了管制以加快检测速度。但是哈恩遵循了FDA一贯繁琐的审批手续，没有联系他们。

　　甚至是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也在寻求FDA的帮助，然而讽刺的是，正是HHS的紧急声明让哈恩坚持当前的规则。紧急声明本意是让医药企业更容易通过审批，却为着手研究试剂盒的医院和实验室设置了更多障碍。本来他们只需要面临联邦法规的少量约束，但是现在却不得不进入FDA的审批流程。

　　尽管很多机构迅速进入研究，但是很多机构都认为他们受到FDA审批流程的阻碍。斯坦福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已经为全球70个实验室提供了25万份试剂，但是面对FDA“相对严格”的审批规则，他们决定放弃争取许可。

　　法国医疗公司生物梅里埃（bioMérieux）也有过着同样的问题，他们认为FDA的审批时间过长。他们的生物火试剂（BioFir）能够在45分钟内检测出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在法国的1700个医院投入使用。

　　FDA官员试图对此做出回应，但是并没有放弃规则，仅仅是进行一些修改，并声称需要数周讨论与协商。2月中旬起，生物梅里埃就开始与FDA进行数轮沟通，终于在3月24日收到了紧急批准。

　　虽然得到通过，生物梅里埃公司首席医疗官马克·米勒（Mark Miller）还是表示：“美国的检测进展缓慢，缺乏组织。目前美国仍然没有足够的试剂盒让所有需要检测的人都进行检测。”

　　在随后的声明中，哈恩表示FDA已尽快完成审批，但是要保证试剂的安全与准确。“自疫情暴发以来，FDA的大门一直向试剂开发者打开。”

　　信任缺失

　　亚历克斯·阿扎尔在1月底曾非常自信，在HHS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中，他说新型冠状病毒尽在政府掌控之中。他还指出，2003年的SARS暴发时自己就在相关部门工作，“我非常了解这种疫情”。

　　阿扎尔毕业于耶鲁大学，曾任卫生部高级律师。曾在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礼来公司（Eli Lilly）出任高管。不过他之所以受到特朗普青睐，是因为他曾担任几位保守派律师的书记员。阿扎尔在2018年初出任特朗普的第二任卫生部长，迅速取得了总统的信任。2月6日，当WHO宣布全球已有超过28000例确诊病例时，阿扎尔还在白宫为弹劾特朗普进行辩护。

　　多位政府官员认为阿扎尔是一位事多的长官，他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部门（Medicare and Medicaid）主任塞玛·沃玛（Seema Verma）长期存在分歧，而塞玛·沃玛最近频频在特朗普的疫情简报会中露面。阿扎尔领导的新冠特别工作组也没有将哈恩博士纳入其中。

　　阿扎尔与雷德菲尔德关于检测问题的矛盾也逐渐加剧，因为CDC在检测方面进度缓慢，阿扎尔认为CDC提供了错误信息。

　　有几个例子可以反映两人的关系。阿扎尔曾在一档周日早间的新闻节目中表示，当时美国已有3600人接受检测。但事实上受检测的人数要少得多，因为很多患者需要多次检测确认，后来CDC在国会听证会上也纠正了这个错误。一位卫生部官员透露，阿扎尔曾反复保证CDC能在一周或10天内进行大范围检测，然而一周之后CDC才给出同样的承诺。

　　面对各方批评，雷德菲尔德表示：“我没在关注那些数字。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工作，确保我们尽快度过疫情，也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

　　尽管有所抱怨，但阿扎尔还是选择继续听从CDC与FDA的建议。雷德菲尔德曾向阿扎尔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存在人传人，只需要为满足标准的人提供检测。因此，即使面临全国各地医护人员的巨大压力，阿扎尔还是坚持不予扩大检测。

　　事后来看，阿扎尔的“听话”让他彻底被坑了。2月26日晚上，特朗普突然任命彭斯为白宫新冠特别工作组组长，阿扎尔不再担任领导。事发突然，以至于很多政府官员都是看到公告才知道。

　　2月27日中午，哈恩和雷德菲尔德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要求检测问题必须解决。也正是在那天，新冠特别工作组认为FDA应该放宽管制，让医院和独立实验室也参与进行非官方检测。

　　政府默认试剂盒短缺

　　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奥巴马总统聘请了副总统的前任参谋长罗恩·克莱恩（Ron Klain）指导西翼行动。随后奥巴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内部设立了全球健康安全办公室，以应对未来的危机。

　　“回顾历史，此前遇到这种挑战的时候，不管是艾滋病、流行病或其他疾病，美国政府都会动用一切力量应对。”世卫组织顾问、流行病学家艾尔沃德（Aylward）说道。

　　然而在新冠疫情面前，直到疫情发生两个月后特朗普才让白宫直接领导工作。奥巴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全球健康安全办公室已于2019年解散。在彭斯接管之前，特别工作组内没有任何一位官员拥有采取行动的权力。

　　在彭斯接管工作后，检测进程才迅速加快，近100个医院的实验室共同加入了检测行列。3月27日，医疗巨头雅培获准生产一种便携试剂，能够在5分钟内检测出新冠病毒。

　　3月31日，特朗普吹嘘说，美国建立了全新的系统，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大量检测。美国在过去八天的检测数量比韩国过去八周检测的数量都多。

　　然而，全国的医院和诊所仍然拒绝对轻症患者进行检查，只能尽量挽救危重患者。即便如此，也要等待一周的时间才能确定检测结果。特朗普也默认了试剂短缺的事实，他在3月30日向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尽可能多地给美国发送试剂盒。现在韩国每天能生产10万份试剂盒，已经超出韩国所需。

　　卫生专家对检测能力增加给出了积极评价。但是，距中国第一次检出病毒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此时才具备大规模诊断能力，并不能证明美国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

　　对此，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特殊病原体科医学主任纳希德·巴德丽亚（Nahid Bhadelia）评价道：“检测问题就像一个裂缝，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所有人都产生影响。检测的延迟影响到了整个国家对疾病的应对。”

　　原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原文标题：The Lost Month： How a Failure to Test Blinded the U.S. to 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