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药物经济学应用现曙光

　　“药物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在政策环境、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研究成果、政策转化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但目前离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药物供应保障体系方面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只有政府将药物经济学评价作为药品评审、申报目录、定价补偿、价格谈判的必要条件和循证依据，才能确保药物经济学发展。”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上海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善联在9月15-16日举办的第九届华夏药物经济学***暨第五届南方药物经济学***上如是指出。该表态得到众多与会专家的认同。

　　国家药品谈判落地

　　胡善联指出，2009年启动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药物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各类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的政策为中国药物经济学的药品政策研究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的前途。其中，在政策研究转化方面，药物经济学已有一定发展，涉及药物定价与报销、基本药物和医保药物报销目录的遴选、药品招标采购、上市前和上市后药物经济学评价、药品市场研究、价格谈判等。

　　与会的人社部社保中心专家也坦言，医保部门非常关心药品的经济性，性价比以及对基金运作的影响。药物经济学是用经济学原理，对药品成本、效益进行评估，因此有必要推动药物经济学的应用。

　　跟早年仅限于概念、方法介绍与探讨相比，如今药物经济学正在国内逐步落地。306医院药学部原主任、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委会副主委吴久鸿教授就把日前药物经济学在首次国家药品谈判中的应用，称为“划时代的开端”。

　　其实，国家药品谈判原意就是通过国家医保团购的力量，为参保患者购买更加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与药品，是国家医保谈判在未来医疗服务管理中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在此过程中，如何衡量药品的价格与价值，需要有科学的判断方法及决策依据。药物经济学正是其中关键。

　　“支付方对未来医药市场，尤其是定价和需求规模影响越来越大。”C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陶剑虹在会上指出，在新药开发活动中，和同行治疗标准的“有效区分”越来越重要，否则很难承受来自政府、医保、医生甚至患者的多重压力。在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抑郁、焦虑、精神分裂、帕金森等疾病领域，药物开发并没有重大进展。因为这些疾病的复杂性限制了人类对这些疾病的认识，这类新药开发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只是轻微改善疗效或安全性的药物已经无法得到药监和支付部门的认同。所以，大部分大药厂已经开始远离这些投入和回报不成比例的领域。可以预料，高品质/高药价的支付模式，加上医疗花费总量相对恒定的现实，决定了价值平庸的药物将被挤出药品市场。

　　陶剑虹指出，未来有限的医疗预算会被少数真正有价值的药品所瓜分，这个大趋势将对未来制药工业的项目选择产生深远影响。“总的趋势是支付方对那些有多种选择的药物收费还会进一步压缩，余额用于支付那些疗效很好但价格更高的优质药品。”

　　对于今年进行的国家药品谈判，学界评价认为，鼓励企业采用药物经济学方法测算药品进入国家目录后的预期支付标准和定量预测，推动我国卫生技术评估和药物经济学的发展。

　　“药物经济学是应用性学科，重在应用。唯有应用，其作用才能得以发挥。”沈阳药科大学教授孙利华在演讲中表示，目前药物经济学在目录遴选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而医保谈判材料收集重点还是价格信息，在国家谈判中则多侧重对基金支撑能力分析。药物经济学的应用医保部门最有需求，但未能用上。一方面是由于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仍存在信息不对称，无法平等博弈;另一方面则是当前药物经济学报告基础研究仍待完善，医保部门对PE所提议方案有诸多担忧所致。

　　报告质量亟待提高

　　据悉，在本次药品谈判工作中，药物经济学评估主要是通过运用循证医学和药物经济学的相关证据，评估谈判药品的临床应用价值，也包括评估评价相应药物的国际市场价格和参比药品价格，评估过去几年中相关药品的使用情况及增长趋势，判断相关药品进入医保支付后可能带来的医疗获益和产生的费用增长及预算影响。

　　人社部社保中心在企业确定谈判意向后，向企业发放了《关于报送药品谈判相关材料函》和企业报送材料清单。“这是国家医保经办部门给谈判企业开具的一份公开考卷，由企业根据过往循证医学研究证据和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提供PE报告，由评审专家组进行评估与评价。”吴久鸿指出，在企业提交的报告中，可清晰看出谈判药品在过去数年中有无可靠数据积累，有无实际评价研究及有价值的报告。“有的企业提交的评价报告内容丰富、翔实、完整、有说服力，这些材料可以为医保中心在药品谈判中确定合理的谈判价格提供有价值的科学依据。”

　　不过，吴久鸿也指出，在此次企业提交的相关药物经济学报告中，有的企业仅提供了国际或国内发表的一篇文章;有的给出自己产品具有经济性的结论，但没有提供研究数据支持;有的仅提供了与疗效和药理研究相关的内容，而无法正面与药物经济性相关，或具有临床成本效果效益优势。“之前没有开展过相关药物经济学研究的药品，企业也无法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与支撑，期望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部有说服力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报告是不现实的。”她表示，没有质量的研究报告，很难为社保中心官员和评审专家所采信与采纳——这些也暴露出中国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与问题，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

　　孙利华也强调，基础数据不足是目前药物经济学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她指出，眼下政府力推的三医联动以合理用药作为交集点，正是药物经济学在医保投入应用的机会，但开端是医院诊疗路径数据的规范化和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