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医生揭秘医疗灰色领域——过度医疗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治疗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会使病人更痛苦，却也在做。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是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曾在一次讨论会上说的话。过度医疗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那些医疗水平世界领先的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克服弊端、修正问题的第一步是要敢于揭露问题、直面医疗领域的灰色地带。

　　德国医生尤格•布来克曾将许多医疗领域触目惊心的案例总结著成《无效的医疗》一书，揭露了医疗领域的“灰色面纱”。他在书中揭示了医疗领域存在的种种“潜规则”。包括过度医疗在内的“潜规则”不知不觉地伤害着患者的健康、剥夺着患者的金钱。此书的披露使得在欧美，一些不透明、不清晰的治疗方法渐渐被民众所怀疑和摒弃。

　　布来克在书中写道：“这是一个谎言，很多时候，它欺骗了生命，更多时候，它自欺欺人。从整形外科的神话，到心脏手术的误导;从无奈的腰痛，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疗，都令人忧虑。”

　　“椎间盘切除术”已被证实有四成是失败的，甚至术后病情恶化的达到了12%。在对英国220位医生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位愿意因腰痛而接受手术治疗。英国的柯拉马医生强调：脊背本身有惊人的自愈能力，免疫系统的细胞会将从椎间盘脱位的物质视为异物，通过酵素加以溶解，这就是自愈作用。即便像腰间盘突出这样的“顽症”其实也都可以凭自身慢慢恢复，但这需要一些时间。

　　这说明一个真实的情况：在患者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很难区别，疾病的治愈究竟是成堆的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若干病症其实倾向于自发消退，所以实际上是靠人体自然恢复的。即使患者因为这种自愈力使病情得以改善，但他们自己和医生还是会将这种好转归功于医疗措施。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肿瘤患者身上。哈佛医学院的朱达•福克曼和拉格哈•卡卢里指出：“大部分人都有些许肿瘤而不自知。”因为每个细胞都有原癌基因，原癌基因被激活就可能产生癌细胞。有研究资料显示正常人每天体内都会有500~800个癌细胞产生，但全部都会被人体效应B细胞产生的抗体“处决”。所以，早期发现固然给一些人带来康复，但多余诊疗也为患者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和损害。目前，癌症治疗措施的利弊在医学界还是众说纷纭。

　　书中写道：全世界25000种医学刊物，每年发表200万篇医学论文，但其中70%的研究结果都不公之于众。因为这些论文的结果表明当前应用的医疗方式是无效甚至是有害的，反映了现代医疗的负面和弊端，是医疗界的“雷区”，一旦公布对医疗机构非常不利。

　　比如10多年前曾风靡欧洲的“心脏激光手术”。这项手术通过在跳动的心脏上烧灼出20~30个小洞，让血管得以再生来改善心肌供氧，由瑞士克劳茨林心脏外科医学中心首席医生迪克•马斯创立。后来经英国专家反复论证，费用如此高昂的手术却没有使患者获得比仅服药更高的生存率。

　　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就是“心脏支架手术”。德国莱比锡医院的外科专家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他们将100位冠状动脉狭窄达到75%的患者分成两组，一组手术，另一组每天锻炼不手术。一年后，手术组的康复率为70%，而没做手术组的康复率却达到88%。

　　虽然类似这项实验的结果和数据还有很多，但医疗机构不愿将其公布于众，因为心脏手术可以给医院和外科医生带来高额的收入，从医的职业道德在强大的利润面前摇摇欲坠。

　　在国内，医生们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但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因为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支架虽然能使缺血的心肌获得重新血液供应，但支架内还会继续长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再度狭窄。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级医院，给一位患者硬塞进去了8个支架，结果因手术时间过长，导致病人心源性休克，最终死亡。诸如此类的事故却没有阻止支架手术的增长。

　　因支架手术导致的医疗事故络绎不绝，但这却没有阻止支架手术量的增长，从2000年的2万例到2011年的40.8万例，增长达20倍。心脏支架手术的大量应用源于其背后的“暴利”驱使。据悉，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也可获得6倍的利润。

　　黄洁夫曾说：“在美国有40%的医疗是无效的;而在我国，这种现象也已经非常突出。临床上70%的胆囊结石是无症状的，并不影响健康。但现在只要进了医院，医生一般都会建议患者去做手术。”如今，我国的过度医疗还体现在一些国外仍处在研究阶段或临床慎用的“高端治疗技术”，却被一些医院引入国内并大肆宣扬技术的神奇之处，如“干细胞移植”技术等。而这些技术姑且不说效果如何，其花费一般都很高昂。

　　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过度医疗行为，是造成当前医疗资源浪费重要原因。虽然很多专业性的研究报告确认了“过度医疗”的普遍盛行，但就微观和技术层面，又很难找到硬证据证明某个医生或某家医院存在过度医疗行为。若要遏制过度医疗，使患者从无效的治疗中解脱出来，还需政府、医院和其他有关机构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