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创了我国食管癌根治术、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的先河,他的著作《黄家驷外科学》也是当前中国最权威的外科学著作。外国人能做的,他做了;外国人没有做的,他也做了。他就是上台持刀手术、下台握笔成文的医学大家黄家驷。
黄家驷老前辈是江西省玉山县冰溪镇十字街人,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担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并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外科学会会长。
10年前在医院宣传片《廊迴中山》里看到黄家驷院士毅然放弃美国优渥的待遇,一心开创中国胸外科事业的故事。在1945年的归国途中,他自己的行李不幸全部丢失,但他却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这是他的第一次“舍弃”和“坚守”。
他的第二次“舍弃”和“坚守”:黄家驷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1952年上海医学院改组,任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在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频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临床和教学。几年中为全国各地培训胸外科医生数百名,还先后输送主治医师到北京、山东、四川、广东、新疆、安徽等地开展工作,建立和扩大胸外科队伍。
他还积极参与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扩建、教改,并主持编选医学教材、制订教学大纲,直至各个教学环节的安排及支援内地院校建设等工作,为新中国医学教育的基本建设作出了贡献。当时不少人劝他联合开业,增加点收入。他笑笑:“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他利用带回国的手术器械,较早地在国内开展各种类型的肺切除术、食管切除术、动脉导管结扎术和心包切除术等。
在1950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时候,他开始了他的许多“舍弃”和“坚守”中火与血交融的又一次。黄家驷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东北前线救治志愿军伤员,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与他同行的,就有他当年的学生石美鑫。这对师徒在那里实施了大量手术,并将围手术期死亡率控制在了很低的水平。此后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舍弃”“坚守”在黄家驷老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更让这对反义词有了分量。相信黄家驷老先生的精神会像灯塔一样,指引着后代们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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