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岳麓区通报青年学生有106名学生染艾滋引关注!2016年1月至10月,全省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4974例,在这一时间段内的报告人群为学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79例,其中男性173例,女性6例。数据显示,性传播仍是湖南省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昨天上午,长沙市岳麓区疾控中心举行了“高校疫情通报和骨干成员培训”会议。会议指出,高校云集的岳麓区疫情严重:
截止到2017年4月6日,报告现居地为岳麓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到603人。而岳麓区辖区内云集了众多高校,青年学生人口密集,至2017年4月21日已发现报告为学生的感染者106人。
据透露,近年来全国艾滋病疫情不断上升,青年大学生正成为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点人群。
网评:是内心的空虚感,转嫁到性欲上了吗?时代的空心病
附录
《徐凯文:时代空心病——功利化应试教育之祸》之“空心病”产生的土壤
功利的应试教育已成为一种癌症
首先,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使“空心病”在青少年中变得越来越严重。
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现实中的成就感、成绩、聪明这样一些东西在来访者身上都是不缺的,甚至于是很多的、超人的。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典型的表现是:他们经过了非常典型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公立的应试教育。
最近10年左右,中国农村中学那种极其追求考试成绩、高考升学率的教育体制已经成为一种癌症,弥漫到几乎所有的学校,很难有幸免。这里面所有的价值观就是只关心分数,基础教育者忽视甚至放弃了对人的培养,一切让位于考试。
这种让位于考试不仅体现在对题海战术、学习成绩的盲目追求上,更重要的是它背后代表了一种强烈的价值观,即“我只要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分数,我可以放弃一切、忽视一切、抛弃一切、践踏一切。”就像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很多大学里的大学生都是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是他们自身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的问题都是我们的教育者造成的。
钱理群教授指出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的教育是怎么实现这些东西的呢?比如已经不再重视能够培养出什么样好学生,而在于我们怎么“掐尖”,把所有高分、高智商的学生不择手段弄到自己的学校里来,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排名机制从商业上证明我是一个好的学校,所以可以收更高的费用,收更多自费的学生。
然后,我们整个教育的价值观都变成了在升学考试中考试的内容并不是课上教的。你要取得好成绩,就必须参加各种高昂的课外班,完全把教育商品化。
我不仅仅是在批评这样一个教育观。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观培养出来的同学,已经完全被训练成分数的奴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只知道高的分数可能获得奖赏,获得成就感,获得别人不能得到的东西。
学生不仅仅在经历压力,他们的价值观也在被扭曲、在被功利化。在这种功利化的巨大压力下,这已经不是一个挫折教育的教育模式,而是一个挫败教育,就是通过排名不断使更多的学生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所有的人都对分数非常敏感且在意,因为考试成绩,已经成为评价一个人唯一的标准。
在这样的价值观下面,我们大概很难真正健康起来。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如此脆弱,是因为支撑自己的东西是如此薄弱而不容易控制,哪怕是考场上的成功者也一样会经常自我贬低。“屌丝”这样的词是我从北大学生来访者那儿学来的,为什么这些考场上的成功者都会称自己为“屌丝”?这是整个教育的结果。
我到现在为止做过的危机干预当中,遇到过的最困难的同学个案,父母都是中学老师,而且是所谓名牌中学、超级牛校的中学老师或校长。这是整个教育观扭曲的结果,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同样是用非常残酷的方式去压榨和逼迫,考进名牌大学已经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大概是出现“空心病”非常重要或根本的原因。
在大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最近在知乎上看到,北大清华又到了一年一度互掐的时候——北大清华的招生处在争夺所谓高分学生。我前两天在北大西门外等红灯时听到,有些同学可能是参加了招生组,他们也在相互抱怨,为了得到状元考生,要去伺候、讨好这些状元。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本来报考北大或清华这样的最高学府,一定是心怀敬意、满怀梦想的。但他们一开始就接触到这样一些同样带着功利价值观的招生文化,在这种文化下他还能够留下多少对高校的向往和对老师、对学校的尊重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变?
其实价值观对人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是好的,知道做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和自我肯定,是支撑我们的重要因素。
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巨大的生命主题。
也许我们可以向现在的积极心理学那样,去找到所谓的幸福感,去找到亲密关系,去找到当我们有成就感时那种流畅的感觉,也许这样一些方式就会有帮助。但是那些高尚的情感,善良、公正、诚信、尊重、责任感能不能使我们内心当中更加充实?能不能帮助我们看到更美好的自己?能不能使我们体会到人生之美、人性之美?
弗洛伊德时代是强调神经症的时代,很多神经症的产生是因为强大的超我和道德感。而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感已经一步步让位于非常即时的满足,像婴儿般当下获得的名或者利。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物质的满足,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失去自我。这并不是一个居于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我们看到现实的临床现象。
是不是这样一些问题导致了今天的人格障碍越来越多发,以及越来越多的“空心病”的问题呢?
有没有比积极心理学更加超越、
也许更有力量的东西?
一年多前,我曾经有过一次危机干预,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北大同学,他有非常具体的计划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就是“空心病”的状况,内心中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美好。
我特别希望帮助他,所以也穷思竭虑。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相信我们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所以我们谈到了一件事情。
在北大的未名湖畔有一个著名的雕像,它在很偏僻的角落,这个雕像是我们的老校长,北大历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北大校园里有很多非常著名、伟大人物的雕像,但我在北大15年间,唯有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会有一道风景,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在那里献的花。也许是路人,也许是师生,也许是游客,他们会在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敬奉鲜花,而且会写上他们内心的感受。
北大校园内蔡元培先生的雕像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路过他的雕像,会顺手拍上几张照片。这是一个雕像,并不是他的坟墓或纪念碑,一年四季都有人献花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跟我的学生说,这件事情说明,虽然元培先生过世很久了,虽然他并不是主流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对北京大学的贡献,他传承下来的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是刻骨铭心地留在每一个北大人以及来访问北京大学的游客、友人的心中。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糟糕的部分,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真善美还是始终存留的。所以,在我讲心理咨询伦理时也经常喜欢用这样一个题目,叫做“不忘初心”,初心是助人之心,不欺本心。本心是,当我做美好的事情时,当我做对和友善的事情时,我内心的自我肯定是快乐的;而当我在做一件不那么道德的事情,或者我在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时,我内心同样会有愧疚,这是人的本性。当我跟这位同学讨论到这一点时,我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反应,他告诉我说,“我非常感动”,他连说了三次。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公开演讲中提出这个观点:有没有比积极心理学更加超越、也许更有力量的东西?比如我刚刚说的真善和美是不是同样有疗愈的作用?或者有时候正是我们内心当中自我的缺失和迷茫,导致了我们的困扰和抑郁,所有的抑郁、焦虑、恐惧,所有的病态都是其结果而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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