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性行为比较多，男同比较少，艾滋病检测门诊发现！

　　在上海嘉定区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2楼，检验科有个20平米左右的房间，隔成了两室。艾滋病检测就在这里进行。

　　为了减轻检测者的心理障碍，保护检测者隐私，房间内外都没有任何指示标语。看起来，艾滋病检测和其他的门诊检测项目，并无区别。但是所有检测人员都深知，艾滋病检测有其特殊之处。长久以来，因为艾滋病容易让人联想到传染病、吸毒、同性恋、不道德性行为等，社会偏见根深蒂固，因此艾滋病检测者非常看重个人隐私。

　　今年是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免费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下称VCT门诊）的第4年，共来了52位咨询检测者。而在2015年开设检测门诊的第一年 ，主动前来检测的仅有2人。2016年增长到57人，2017年增长到73人。

　　近年来，国家政策要求，艾滋病检测和随访管理都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以上海为例，2013年，上海就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建设具备艾滋病咨询、检测能力。但是作为艾滋病防控的最基础一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获得的关注却非常少。

　　“第一年只来了2个检测者”

　　李元召是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科的主管医师，也是艾滋病检测者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面对的第一个医生。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号楼，李元召有一个小诊室，每周二、周三下午（今年12月是上海“艾滋病检测月，VCT门诊每天都开放），他都在这里给检测者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检测者到VCT门诊并不需要挂号，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示的号码就可以咨询，预约时间。他清楚的记得，2015年，门诊刚刚设立，“只来了2个检测者。”

　　检测者的心理障碍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来到李元召的诊室，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做检测？这是李元召在咨询中必须要了解的问题，“会有一些感到不好意思，理由说的比较含糊，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引导。”李元召说，在他的引导之下，“大多数都会说出来，因商业性行为来的比较多，也有男同，但是比较少。”

　　让李元召有些意外的是，前来咨询的检测者有三到四成并没有高危行为。这些人大多对艾滋病缺乏认知，并有恐艾心理。李元召记得，有一位咨询者是一家企业员工，前来检测的原因只是“因为企业劳资纠纷，一名同事的艾滋病人身份被泄露，在企业内造成了恐慌。这样的咨询者，我们一般会先劝他不用做检测，但是大部分都觉得来都来了，也不想浪费机会，最后基本上也都做了。”

　　在咨询中，李元召需要了解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检测者发生高危行为的时间。因为艾滋病有窗口期（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能用检测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之间的这段时期），我国目前各疾病控制中心普遍认可的艾滋病窗口期是3个月。李元召遇到过发生高危行为3个月内的检测者。这种情况，他的工作最难。检测者对可能的存在的“空窗期”有巨大的心理负担，医生则要在咨询中尽量疏导。

　　需要心理疏导还有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依然不放心的检测者。“可能存在某种癔症吧，觉得自己感染了，心理上无法摆脱这种想法。我了解到，有的检测者会到多个医疗机构，反复进行检测。”

　　在整个咨询检测的过程中，检测者不需要提供任何身份信息。过了李元召这一“关”，他们拿到一个编号，就可以到门诊二楼的检验科抽血。检验科使用的快速检测试纸由疾控统一配发。目前，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检测方法是是血检，有两位检验科的工作人员经过统一培训，有艾滋病检测的上岗证。

　　和一些公益组织半小时内就出检测结果，检测者在现场等待不一样。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检验科“一般是当天出结果，第二天我会电话告知。而且我们是初筛，如果结果是阳性，我们只会说检测结果有疑问，需要到疾控中心进行确证。”李元召说。

　　从2015年开设VCT门诊以来，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了184位主动检测者，以年轻男性为主。目前还没有主动检测者确证为艾滋病阳性。“仅仅有一位确证阳性的，是我们在一些关键场所进行检测宣传，建议检测的。”

　　社区防治艾滋的难点

　　关键场所的检测宣传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艾滋病防控的一项重要工作。“比开设VCT门诊要早的多，像一些娱乐场所，KTV，洗浴中心等都是关键场所。”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朱杰介绍。

　　朱杰在担任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之前，曾在防疫站担任艾滋病检测实验室负责人。他告诉《医学界》，“2004年左右，当时我们的检测小屋都建在防疫站的偏僻地方，检测者过来都带着帽子，口罩。检测的窗口则装了毛玻璃，工作人员和检测者互相不打照面，检测者只要把手伸进来，进行抽血就可以了。”

　　朱杰至今还记得，当年有一位贵州的检测者，“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确证了是艾滋病阳性。告知结果时，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艾滋病是啥？要不要紧？”

　　不仅仅是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和偏见，当时艾滋病人的管理也不像现在趋于规范。这名贵州的患者确证一个月后，防疫站再试图联系，对方就已经失去了行踪。而现在艾滋病患者在确证后，如果要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则必须在户籍所在的疾控中心登记身份信息。

　　而现在，根据政策要求，艾滋病的随访管理也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据朱杰介绍，目前马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管理艾滋病人54人。“主要是督导患者积极治疗，掌握其病情情况。每年我们还免费提供一次结核病筛查，对有家庭的患者，我们还对家属开展定期的艾滋病检测工作。”

　　十几年过去，大众对于艾滋病的认识有了提高，“现在不是谈艾色变，但是依然有很多人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甚至是一些高危人群，对艾滋病持无所谓的态度。”朱杰说，这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艾滋病宣传的新难点。还有一个难点是，有些高危的群体，特别是男同群体，社区很难有渠道介入宣传。

　　“艾滋病检测不是家长式的管理”

　　在国家防艾网络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处在最基础的位置。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吴尊友教授告诉《医学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艾滋病检测有很多利好，“一是变成了常规的卫生服务，艾滋病本身能脱敏。二是社区更加方便，后续的咨询和用药服务也都可以在社区进行。”

　　《医学界》从上海市卫健委了解到，上海已经建立了227家艾滋病检测点、158家艾滋病筛查实验室、17家艾滋病确证兼确证中心实验室和1家艾滋病确证中心实验室。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已建成艾滋病检测咨询点，具备艾滋病和梅毒快速检测和咨询转介的能力。

　　而据国家卫建委的最新数据，艾滋病的检测人次数已经从2012年的1.0亿上升到2017年的2.0亿。

　　但是吴尊友介绍，医疗机构仍然是目前最主要的检测渠道。60%左右的检测是在医疗机构中完成的，将近一半的感染者也是在医疗机构中被发现的。“一般来医院就诊或者体检的病人，鼓励做个检测。像献血志愿者，手术病人，则是必须要做检测。”

　　这些大都属于被动检测，而设立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地疾控和社会组织的VCT门诊，吸引的主动检测人次依然有待提高。这是艾滋病防控工作的一项重要挑战。

　　相关部门也拓展了一些自主检测新渠道。例如在高校内，设立自动售卖机，或者网上售卖检测试纸，就是出于隐私考虑，拓宽自愿检测渠道。对于高校学生群体来说，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而针对男同，老年人，近年来艾滋病发病率有明显提高的群体，社会组织在促进检测及发现感染者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组织防艾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综合部负责人王芃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社会组织创新了一些工作模式，为目标人群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服务，如‘互联网＋’的形式能更多地触及目标人群，进一步扩大检测覆盖面。”

　　据统计，2016年，在男男同性恋行为者中，“社会组织防艾基金”支持项目发现的艾滋病病毒确证阳性人数几乎占全国同期比例的一半。

　　也就是说，多方合作，完善防控网络，并增加检测渠道，依然时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最重要的是通过提高他们的检测意识和意愿。其次要明白艾滋病检测不是家长式的管理，只有提供更多的渠道选择，才能有效提高检测率。”吴尊友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