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因】公立医院过度市场化
【开方】不让医患发生直接金钱关系
陈克铨
分析现在的医患矛盾,离不开金钱因素。
既然谈钱,就必然涉及等价,不同的人对“等价”会有不同的标准,认识差别就会引发矛盾。患者不满:“为了支付检查费和药费,几千、几万元都交给医院,还是没有治好病,向谁讨个说法?”医生叫苦:“一个半天要看三四十个病人,只能给每人五六分钟,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医学还没有发展到什么病都能治好,医生只能尽最大努力。”
医生和患者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应协力同心,共诛病魔。而如今,“战友”间出现了矛盾,且矛盾不断加剧升温。医患都有责任,但根子在于公立医院的过度市场化。
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多年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在“市场化”和“政府主导”的两条道路上反复抉择。
一段时期以来,公立医院过于看重市场属性,执行“以药补医”的补偿政策,自负盈亏,在“创收”与“发展”的利益驱使下,逐渐丧失公益性。
2009年,启动以“回归公益性”为宗旨的新一轮医改,从“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入手,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全民覆盖。
但是,公立医院改革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改革设计以破除“以药补医”为突破口,但取消“以药补医”政策能否有效落实,关键在于解决“拿什么补医”,拿什么保障医生的收入,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出现“检查费用”补医、“过度医疗服务”等问题。
近年来,北京各大医院纷纷扩建,医院内的大楼已盖得基本饱和。
医院为维持运转,制定多项业务指标,包括扩大病床、多看病人等。由于患者多,医疗任务明显增加,稍微有点名气的医生半天时间要看50个病人,像打仗一样,哪有时间与患者更多沟通。医院创收导向加上医患沟通渠道不畅,导致医患失信。一旦发生医疗差错或者意外,双方就易“擦枪走火”。尤其是钱花了,病没治好,最易出现纠纷。
为解决问题,政府要起主导作用,关键的一条是不让医患发生直接的金钱关系。除挂号费等费用外,医与患之间通过第三方完成交易,这个第三方就是保险公司,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医改不可或缺的措施。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
【病因】人性化关爱不够,医疗投诉应对不力
【开方】用温情服务让患者告别紧张
桑福金
加强医院和医务人员能力建设,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一环。
避免医患纠纷最有效的办法,是处理好医疗投诉。
患者提出投诉,表示他们对医院仍有期待,处理投诉实际上是医院改进工作,提高患者满意度的机会。如果患者投诉的问题能获得圆满解决,矛盾就可提前化解;如果应对不力,往往会上升成为医疗纠纷。为此,医院应下力气提高医疗纠纷处置能力。
过去以疾病为中心模式下,有的医生眼里往往只有病,对患者的感受缺乏关注,态度淡漠。而一遇到熟人、亲友或者受人所托的“关系户”,则态度大变,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如果患者看受到医生的这种区别对待,怨气和不信任感易引发医患纠纷。
为此,要加快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模式转变。以人为本,从患者利益和需求出发,在关注患者疾病的同时,更注重对患者进行人性化关爱,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务。
对于医生来说,每天枯燥的重复性劳动、长时间的体力消耗、棘手的医学难题,影响心情和对患者的态度。因此对每一位患者保持微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医生要想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换位思考。患者就医时常常经历了疾病带来的痛苦。医生在与患者接触中多一份体贴、多一些科学理性、言简意赅的病情说明,让他们感受到关怀和重视,会减少或避免医患纠纷发生。
实践表明,“人情味”是缓解医患矛盾的一剂良药。
在护理工作中,要大力倡导实施“身心并护”,通过细节向患者传递温暖与关爱。例如:对来病区办理入院手续的患者,准备一把供其休息的椅子,递上一杯适口的温水;为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患者,定期清洗头发;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喂饭后帮他们用温水漱漱口;输液治疗时,改变过去纯技术性的静脉穿刺,将人性关爱和护理操作紧密结合起来,输液前的问候、输液中的鼓励和安慰、输液后的细心观察。
这些充满温情的服务举措,让患者不再紧张恐惧,而感到轻松、舒心。
(作者为解放军总医院副政委)
【病因】大病小病都跑北上广,加剧资源紧张
【开方】逐步取消大医院普通门诊
张海澄
眼下,医患纠纷多在大医院引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无序就医。
近5年,医改重点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但是,百姓大病小病还是往大医院跑。
如今,在我国看病可以不经社区家庭医生转诊,不用预约很长时间,即便是小病小患也可以想去北上广就去北上广,想去大医院就去大医院,想看多大专家就看多大专家,而公费医疗、医疗保险还都给报销,这在外国医生看来简直无法想象。
无序就医导致大医院挂号难、住院难,候诊长、看病短,成了医患矛盾的“火山口”。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资料表明,全国超过70%的三甲医院发生过医患暴力冲突。最近出现的伤医、杀医事件,主要出现在大医院,尤其是在大医院的门诊、急诊、手术中。
大医院临床诊疗中,以下环节易成为伤医事件的导火索:
门诊环节,挂号难与看病快、看病贵与解释少,引发患者情绪烦躁。患者好不容易挂到了重点科室的号,排队候诊很长时间,看病时间那么短,这一巨大反差导致烦躁情绪上升,容易激起矛盾。花费巨大,却未能达到预期治疗效果,而医务人员工作量大,无暇过多解释,有的甚至脸难看、话难听,让患者感觉花了冤枉钱。
死亡环节,常常因危重患者抢救无望,临终见面问题产生纠纷。家属往往希望医生给出说法:为何患者死后才通知家属?院方通常回应:当时医生正在对患者实施抢救,且有些病房如ICU(重症监护室)对环境卫生要求严苛,不能让外人随意出入。
要想大医院不再是医患暴力冲突的“重灾区”,分级诊疗必须推行。日前,在关于《基本医疗卫生法》调研中,许多专家建议,立法中不把普通门诊列入大医院的职责。今后应逐步取消大医院的普通门诊,倒逼基层医疗实力强起来。
目前,心脑血管病等慢病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防治慢病的主战场在基层,社区“守门人”的健康管理做好了,慢病患者得到分流,医生接诊人数下降了,与患者就有更多沟通时间,误解和纠纷会相应减少。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病因】患者对治疗的认知局限是诱因
【开方】理解医疗工作的特殊性
常 虹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服务水平的要求与日俱增,但对医学技术本身的特性却了解不多。需求与供应的矛盾、现实与预期的落差成为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具体来说,患者方面有以下原因:
就诊感受不良。病痛中的患者,理性、判断力往往发生改变。就诊过程中纷杂的环境、熙攘的队伍、较高的费用开支,均会累积成为他们的不良感受,当患者对接受的服务不能满意时,会引起不良感受的整体爆发。
疾病认知局限。首先,对病症表述不全面。如我院接待一位主诉腹泻的外地患者,询问无过敏史,但在输液过程中突发心跳骤停,经紧急心肺复苏成功,后了解到该患者有心脏病史。可以想象若该患者抢救失败,必然产生医疗纠纷。其次,对医嘱依从性较差。如某高血脂病人反映,吃了医院开的降脂药,血脂仍然没有恢复正常。但经医生深入了解,该患者并没有遵医嘱每晚睡前服药,而是想起来就吃一次,在剂量上也没有按医生的交待来,然后就报怨对治疗效果不满意。
诊疗预期偏差。去年一位在我院进行双侧股骨头置换的患者,手术后对恢复情况感到不理想,不能接受医院的专业解释,以治疗效果差、有后遗症为由与医院产生纠纷,并最终诉诸法庭。
家属也是医疗纠纷产生的重要因素。医疗工作的特殊性使医患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出于对当事患者的关心,家属难以对医务人员“无条件信任”,于是在诊疗过程中采取间谍式取证,对有创性的检查一概予以拒绝;医方相应实施防御性医疗,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纠纷的产生。
想甩包袱。一位在内分泌科就诊的精神病患者,血糖控制达到目标后多次送其回家,家人均拒绝接收,最后在民警协调下方将其交回家中;又如急诊科接收某急救中心送来的96岁老太,因患大面积脑梗,应入住ICU,但家属拒绝接受,最后一走了之。
恶意逃费的动机。少数家属及“职业医闹”想通过制造纠纷来逃避费用和获得赔偿。我院遇到过几名患者,从入院就打听减免、逃避医疗费的办法,表现比较明显;对费用昂贵付不起的,就故意挑剔为难,向医院索赔。
(作者为306医院医务部副主任)
以上见解均由本报记者李晓宏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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