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医改革需要搅局者

　　陈勇：外力倒逼改革

　　陈勇认为，不管是哪种性质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对于医改来说都是好事，这意味着改革向正确的方向迈进。现有体制内存在一些特别难以撬动的东西，需要强有力的搅局者在体制外改革，倒逼公立医院。

　　从历史上看，医疗服务定价是给公立医院制定的，最初政府对公立医院建设运行给予投入，所以医院要给老百姓提供价格比较低廉的服务，政府并没有投入非公立医院，与公立医院一样规定服务价格显然有失公允。

　　当前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是扭曲的。例如，导管、钢板、大型检查设备由于价格高昂可以定价，但与医务人员服务相关的价格定得太低，根本体现不了医务人员的价值，所以迫使公立医院靠卖药、卖高价耗材实现自我补偿，但这样一种补偿方式直接导致过度医疗、过度检查的出现。

　　陈勇表示，假如他有自主定价权，首先把与人有关的服务价格大幅提升，然后把跟物有关的控制一下，比如药品、耗材需要大幅降价，鼓励医生、大夫、护士用技术和劳务赚钱，而不是靠大处方。

　　从现有的分配格局看，非公立医院在整个份额上占不到20%，公立医院在政府管制下医疗的收费不会提高，为与公立医院竞争，假如公立医院治一个阑尾炎收费是5000元，非公立医院的定价绝对不会高于这个价，否则就是有价无市。

　　“如果是这样的话，虽然我们某些价格会提升，但整体医疗费用一定会降。”他指出，只有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收费水平才会更趋于合理，但绝不会是在现有垄断基础上的价格上升，而是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上要下降。

　　郭启勇：民营不弃基本医疗

　　郭启勇认为，全面放开医疗服务价格是迟早的事，但无论是放开非公立医院还是放开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定价，惟有基本医疗服务价格不能放开。

　　他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医疗服务体系中，非公立医院如果只做高端，将很难维系，自我联合形成规模化服务，才能达成更多的边际效应。例如，与大型公立医院合作走高端差异化服务、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更科学的服务等。

　　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一家医院没有覆盖这些人口的能力，只走专科特色化服务，只能服务很小一部分人口，基本就会关门。所以，非公立医院肯定会选择加强医保合作，坚持基本医疗服务和高端服务并举。

　　现有城镇职保大量结余，而从国外经验看，这些余款最后都会成为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开始并轨，异地实时报销与患者自由选择医院的试点也已启动，三保合署管理已成定局。

　　他认为，如果商业保险加入政府医保形成补充保险，医疗机构将来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保障体系，非公立医院根本不会放弃这块大肥肉，所以非公立医院一定会来竞争这块市场。

　　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将在10年内完全并轨，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弥补公立医院不足，形成市场调节机制为主的医疗体系建设。“2020年之前，我国在建设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公立医院的同时，会形成多格局办医模式，最终形成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中国式医疗保障体系。”郭启勇说。

　　郭跃：催促多点执业落地

　　上海仁济医疗集团是混合体制，有两个出资人主体：基金资产和国有资产。目前，仁济以社会资本作为出资主体，国有资产还占到20%多。

　　郭跃说，对于这样的一家医院来说，很容易对比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效率与效益。“我一般上午处理公立医院的事情，下午处理民营医院的事情，但坦率讲一般下午和晚上干劲更足一点。”他指出，公立医院的成本高、效益低，每个小制度都会引起大剧变。

　　他坦言，民营医院没有收入阳光化的问题，尽管体制上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通道，但民营医院由于医保、农保收费政策的限制，包括习惯上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布局，但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定价后，一定会更加有利于人才的发展。

　　事实上，在仁济医疗集团内部，2002年已采取了类似多点执业的方法，每天有120多位副高以上职称的医生到各医院对口支援，都属于其内部多点执业的工作范畴，目前没有“不良反应”，有利于盘活存量，效益最大化。

　　郭跃说，原来牵涉到付费的问题，如果像这样的一个制度出来，我们可以比较公正地接受当地的情况，给医生的劳动做非常好的定价。按照市场规则，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在法制比较规范的情况下，安全推进这项改革。

　　他表示，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定价一定会催促多点执业落地，加速人才流动后就会助推民营医院发展，进而对公立医院的深化改革形成促进。

　　“另外，从市场角度来讲，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竞争是相对弱势的，我们在苏州投资当地的县人民医院，每年都有十几亿元利润的收入，发展到现在已是300多亿元的水平。民营医院也需要打造领先型医院，价格放开的动力会使我们发展的速度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