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这个医生登上了央视春晚

      今年春晚的上海分会场上，一首《紫竹调·家的味道》热热闹闹，明星家庭纷纷登场献唱，其中有一位年届九旬的老医生，也在家人的陪伴下参与献唱。他就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曾经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今年春晚除了北京主会场外，还设了4个分会场，其中在上海分会场，一首《紫竹调·家的味道》热热闹闹，歌唱家廖昌永一家、舞蹈家黄豆豆一家、奥运冠军吴敏霞一家等明星家庭纷纷登场。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位年届九旬的老医生，也在家人的陪伴下参与献唱。他就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曾经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 　　 　　1922年8月，吴孟超出生于福建闽清一贫苦农户家。5岁时他跟随母亲来到马来西亚投奔前期过来打工赚钱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幼年吴孟超一边帮父亲割橡胶一边读书。 　 　　1936年，吴孟超升入初中时，他自己做主，把名字由“孟秋”改为“孟超”。4年之后，18岁的吴孟超和6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到达云南后，他们一时去不了延安，留在昆明求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同济大学毕业的吴孟超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华东军区医院的住院医生。 　　 　　当时的医学院有个规定，哪门课得到了最高分，就能留在医学院里做该科医生，吴孟超当年考得最好的是小儿科，95分，外科只考了65分，但他并不想去小儿科，“我为什么想做外科，有很多因素。第一，因为我的手，我觉得自己的手还是比较巧的。” 　　“第二，我在当学生时看到的外科医生，尤其是裘法祖教授，他从德国回来，个子高，又帅同时看他做手术，从头到尾都做，很帅。我很羡慕他，敬仰他。” 　　 　　1956年，吴孟超迎来人生最为重要的一年，他称之为“三喜临门”：参军、入党，还成为一名主治医生。 　　他师从我国外科学老前辈裘法祖教授，关于未来的方向，也曾向裘老请教，裘老说，“现在在中国，肝脏外科还没有人专门研究，你假如有志气，就从这方面努力吧。” 　　听从了裘老的话，吴孟超在肝脏外科领域一干就是60年。 　 　　天上有一颗“吴孟超星” 　　50年代末，国内肝脏外科领域几乎是“零基础”，相关书籍写得非常简单，难以解决临床问题。吴孟超与团队中的几名成员先是将《肝脏外科入门》一书进行翻译，而后，开始亲自感受、突破解剖结构。 　　 　　吴孟超团队为了制作肝脏腐蚀标本，曾尝试用塑料、X光胶片等作填充材料，但都不理想。中国乒乓球队容国团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传遍国内，启发了吴孟超。 　　他买来了乒乓球剪碎了放入丙酮溶解，再从乒乓球厂买来赛璐珞，在里面加入红蓝白黄几种不同颜色，分别从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管注入，使得肝脏内部纵横交错的粗细血管全部充满。 　　最后，肝脏血管构架清楚地呈现出来，由粗到细，枝杈般向外延伸开来，颜色各异，像珊瑚一样——中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人体肝脏血管模型终于灌注出来。 　 　　而吴孟超提出的“以中国人肝脏大小数据及其规律，正常人的肝脏解剖按内部血管走向可分为五叶六段，在外科临床上则分为五叶四段最为实用。”亦沿用至今。 　　　　如今吴孟超的手，被中国肝脏外科界誉为“上帝之手”。 　　1960年，这双手成功完成中国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开创了中国肝脏外科； 　　还是这双手，完成了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把中国肝脏外科带到了世界前沿； 　　这双手，已经前前后后抢救过一万多个肝癌病人，而且还未停歇； 　　 　　（图注：1975年，吴孟超（右）曾为陆本海（左）切除重达18千克的世界最大肝海绵状血管瘤） 　　“说我胆子大敢闯禁区，其实在手术上我一向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的。”吴孟超说。从医几十载，他看似完成过数不胜数的高难度肝癌手术，但说到底是有过硬的解剖理论与实践作支撑，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裘法祖老师的教诲装在心里，从医，是为了将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他被评为“CCTV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词中写道：60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2011年5月，中国将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做医生，要一切为病人着想 　　在吴孟超心中，治病救人是天大的法则，为了让病人看得起病，作为东方肝胆医院院长的他定了3条规定：只要确保疗效，用药能用便宜的，不用贵的；能用国产的，不用进口的；不能给病人过度检查，做B超管用就不做CT、核磁共振，病人在其他医院做了检查，只要能看得清楚，就不用在本院重做。 　　 　　他已经95岁高龄，却至今坚持看诊，甚至手术。每一次给病人查体前，都会把手先焐热；病人亲吻他时，他也会回吻病人。 　 　　“做医生，要一切为病人着想。”吴孟超说，“我干了60年医生了，觉得自己对病人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事实上病人也培养了我，我有今天的技术水平，今天的医学手段，都是从病人当中总结提高的。” 　　面对未来，他自知没有太多时间，恐怕也很难看到肝癌被完全攻克的那天，但他对自己的人生并不遗憾：“我要赶紧建立平台，把科学院、研究院建好；培养人才，把人才培养好。有人有平台，就能研究下去，研究到30年、40年，只要能解决问题，我在天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