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试验显示,几个埃博拉病毒就可引起感染,证明这个病毒有高致病力。的确,医务人员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比例很高。截至11月12日,共有549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315人死亡。医务人员的病死率甚至高过整个疫情的平均水平,这怎么能不让从事埃博拉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害怕呢? 来到弗里敦市已20多天了,虽然还没有进入埃博拉治疗中心,但当我来到塞拉利昂的King Harman Raod医院,为驻守在这里的湖南医疗队队员和当地医生进行培训时,还是深深地被其医疗条件之简陋、医务人员工作之艰苦所刺痛。 7月25日弗里敦市第一例埃博拉感染病例就发生在这里,之后,这家医院的3名医务人员因被感染而去世。 病房门口贴着死去的一名护士的照片,她的同事说起当时的情景流下了眼泪。院长告诉我们:“以往这个时候病人特别多,而现在门可罗雀。病人们因为害怕都不来看病了。”令我纳闷的是,这家医院和湖南医疗队合作挂牌的是防治疟疾。疟疾是当地的高发病,此时疟疾病人跑哪儿去了?其他传染病如伤寒、霍乱等感染性腹泻病人跑哪里去了?他们不到这里看也没其他的医院可去啊,因为该市大部分医院都已关闭了。 在培训开始前,我们有机会在医院走了一圈。作为与政府大楼相邻的一家医院,其简陋的设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医院门口设有测体温和洗手的设备,但发热筛查帐篷却建在天井里,需要绕过好几道门才能进入。医院的诊室、病房、化验室、超声室、放射室、药房和手术室基本都绕着这个小天井分布。很多房间没有窗户,屋内杂物随意堆放,三区两线及缓冲区与污染区根本没分开。此时我终于体会到医疗队能在King Harman Road医院坚持两年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此外,人力资源匮乏也是现实问题。这家医院只有两名医生,加上留守的湖南医疗队不过才6名医生。因为埃博拉,手术室已三个多月没开张了。其他医院的情况大抵相同。 在国外的援助下, 弗里敦市建了一个拥有120张床的埃博拉治疗中心,治疗中心是用帐篷围成的,由他们自己的医务人员负责管理。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治疗中心还有80张床,此外再无多余的床位了。这些床位相对于还在增长的病人数远远不够。联合国埃博拉应急响应行动组的报告称,塞拉利昂只有13%的病人得到收治,距离70%的目标相去甚远。 即便穿着一层又一层的个人防护用品(PPE),医务人员仍感到害怕。这种害怕心理并非是对PPE不放心,而是对当地整个医疗环境不放心。同样的防护如果在欧美,大家可能会放手一搏,毫无顾虑地救治病人;即便是试验性药物,也可以突破伦理的限制,做好知情同意后即为患者用上。但在这里,由于条件太简陋,医护人员总是尽量避免有创检查和治疗。试想,病人因为呕吐、腹泻会大量丢失液体,导致出现脱水休克、低钾血症等并发症。如果我们不能给予他们静脉补液,只是发口服补液盐,其治疗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于是,美、德、英、西班牙、挪威等国成功救治埃博拉病例的范本,在这里很难复制,即便有这些国家派过来的医务人员也不行。 降低病死率也是降低发病率的一个重要保障措施。如果因为治疗措施跟不上,病死率迟迟降不下来,拿什么让民众相信埃博拉是可治的?又如何赢得信任,让病人主动来就医呢? (左图为荷兰Groningen医学中心的埃博拉收治病房,右图为塞拉利昂Kenema的埃博拉治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