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需要更多宏观层面的思考

□余运西□

在11月5日举行的医学与人文高峰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国内外大量研究和统计数据表明，在肿瘤防治领域，“早发现早治疗”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了，不应提倡普遍性癌症筛查策略，同时应该对肿瘤等慢性病防控技术策略和技术政策进行全面反思。
随着医疗新技术的大量涌现，通过基因检测、CT、彩超等实现包括癌症在内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已经让不少患者获得较好的预后。早诊早治成为慢性病防治的重要抓手，其进步意义不容置疑。然而，站在社会化的角度，医生因害怕漏诊误诊要承担巨大责任，为减少风险而过度筛查或诊断的情况确实存在；患者及其家庭因筛查带来的花费、风险、担忧和伤害，有时甚至可能抵消掉筛查的正向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韩启德颇具冲击性的观点，确实值得人们三思。
医学是一门不完善的学科，也是不断发展中的学科。一方面，医疗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全盘否定或全面推广，其效应都难以实现最大化。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眼见现代医学所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多患者及家属对医学寄望太高，甚至一部分医生也“随行就市”，迁就和纵容这种趋势。普遍性癌症筛查便是在人人谈癌色变的时代，迎合了这种倾向。
事实上，大面积的人群筛查如同不分情况的“广撒网”，能捉住几条鱼很难说，其中的耗费与效益比却大得出奇。而更有针对性的癌症筛查，能帮助高危人群实现早诊早治，还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负担。应该说，在信息时代，做有针对性的人群筛查已经不难。大数据应用在医疗健康领域已渐成气候，我国庞大的患者数量更成为不可忽视的优势。某项筛查的实际效果如何，更适用于哪些人群，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受益比……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客观的、有价值的数据支撑下，寻找到较有说服力的答案。
医疗关系千千万万患者的身家性命，牵扯国家宏观政策走向，不能仅在技术引领下一路高歌猛进，还需时时进行人文社会观照。对微观技术进行宏观把握，涉及产业发展、社会伦理、经济效益、公众素养以及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特别是在医学科技迅速发展的浪潮冲击下和市场压力下，尤其需要客观理性，摆正现代医学的位置，站在更高处审视医学的局限和目的，真正实现医学从生物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