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谭 嘉□
人才短缺只是病理困局的冰山一角,更让人担忧的是人才荒背后凸显出的我国病理学科发展整体萎缩的现实困境。病理乃医学之本,病理之困实为医学之痛。如何从源头上破解困局,让医学之本回归应有地位,助力精准医疗的推进?又该从何处入手,尽快培养出更多各级医院急需的优质病理医生?
■调高病理收费,肯定技术价值
很多病理医生认为,病理收费太低廉。比如,一项病理组织学诊断,需要病理医生与技术人员3个到5个工作日才能完成,但这个项目的收费在全国基本都在几十元到100元不等。除去诊断所需的试剂耗材、仪器设备折旧等费用外,根本没有给人工费用留下任何空间。这样的定价就等于否定了病理医生的劳动价值。
南京军区总医院病理科主任周晓军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提高病理诊断的收费标准,让病理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合理体现。
目前,很多地方的医改举措中都包括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这一项,但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邓永键教授告诉记者,新的医疗收费体系总体原则是上调护理、手术和中医类价格,降低检查、检验类等利用仪器设备开展的医疗服务价格。而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是把病理收费归到检验类项目,这就等同于将病理医生、技术人员的劳动视为“自动化机器运转”。
据悉,4个医改综合试点省之一的江苏,已经在医改政策中做出了调整:在影像、检验等收费项目价格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将病理科收费项目价格普遍提高30%。
■把病理还给临床,打破科室间壁垒
让病理回归本位,还应该承认病理科是临床学科的地位。周晓军认为,在学科规划的源头上,急需对学科设置、执业注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会长丁彦青教授认为,目前,病理学研究生是放在基础医学院里培养,全国高校病理专业设置都是病理生理学专业,按照相关规定,非临床专业毕业后不能从事临床工作,这就导致培养出来的很多病理人才最后都流失了。
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主任、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临床病理与检验中心主任苏东明提出,在发达国家,临床病理科往往包括临床检验的工作内容;而我国大多数医院从经济收入角度出发,人为将病理科和检验科分别设置,导致患者体液和组织检查结果分离,不利于信息整合和共享。将病理学科划分为基础病理学和临床病理学,破坏了“临床—教学—科研”相互支撑的格局,使病理学科发展失去了合力。
据了解,南京医科大学依托新建的附属逸夫医院,对病理学科的管理模式进行探索:由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牵头,采用医教研一体化的方式,组建了临床病理与检验中心,整合病理科、检验科、输血科、中心实验室、组织细胞库等5个科室,旨在为精准医疗提供更加准确完整的生物学信息;组织细胞库对患者的组织和体液标本进行分类、保存和随访,为学校和医院开展临床转化型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教师每年都要抽出时间从事临床病理诊断、会诊和查房,为日常教学提供素材,使病理学真正成为一门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
■基层医院不必都设病理科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主任步宏对记者说,数字化病理学的发展极具前景,病理学应该尽快从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对病理大数据进行深度处理和挖掘。
邓永键认为,数字化病理不仅支撑医疗体系正常运转,同时能够实现疾病的标准化诊断和标准化数据收集,建立中国人疾病病理基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可遵循的“中国标准”。如按欧美标准,肺腺癌肿瘤小于3厘米以内的,大多是原位性腺癌和微小浸润性腺癌,但我国肺腺癌病理诊断结果显示大多为浸润性腺癌,严重程度高于国外。这提示肿瘤基因突变位点可能不同,需要基于病理诊断结果投入更多应用性研究。
借助数字化,开展远程病理会诊还是破解当前基层病理人才短缺的有效手段。邓永键对记者说,一名好的病理医生需要培养10年~15年,二甲医院等基层医院病源不足,病种不丰富,上级医生指导有限,要培养高水平病理医生很困难。远程病理会诊能够利用专家指导来解决实际诊断问题,也能够帮助基层医院医生提高自信心和诊断水平。
丁彦青介绍,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系于2015年倡导建立南方医科大学临床病理联盟,以南方医科大学华银病理诊断中心为载体,重点通过远程会诊平台、专业人员派驻基层等方式,对8个省区58家基层医院病理科开展技术帮扶,完成病理远程诊断5.1万例。
邓永键举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远程病理会诊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的变化。
一位22岁的未婚女患者,发现下腹部有肿块,到广东省一家县人民医院治疗。该院与华银共建病理科后,实行远程病理诊断。手术当天,妇产科医生切除患者左侧卵巢肿块,立即送术中冰冻病理学检查。通过阅读远程冰冻切片,邓永键诊断为卵巢恶性生殖细胞瘤,考虑为无性细胞瘤。邓永键告诉医生仅需切除患者一侧附件,保留对侧附件与子宫。后来,常规切片证实为无性细胞瘤。
邓永键说,正确的病理诊断,能够指导临床医生进行精准的治疗,使病人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如果没有术中病理诊断环节,这位患者在手术中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妇产科医生通常会切除双侧输卵管、双侧卵巢及子宫,这样患者就失去了生育能力。而无性细胞瘤完全可以治愈,不需切除女性盆腔的内生殖器官。
近年来,各类远程病理会诊平台、第三方检验机构和区域性的病理中心在蓬勃发展。步宏认为,实践证明中心化、集团化和高度分工,是临床病理运营方式的发展方向。应该对不同层级医院的病理科设置进行规划和调整,基层病理科要重点做好规范的标本处理和常见疾病的病理诊断,对疑难病例要有合理的会诊制度,不必要求每一家基层医院都建设独立的病理科。
人才短缺只是病理困局的冰山一角,更让人担忧的是人才荒背后凸显出的我国病理学科发展整体萎缩的现实困境。病理乃医学之本,病理之困实为医学之痛。如何从源头上破解困局,让医学之本回归应有地位,助力精准医疗的推进?又该从何处入手,尽快培养出更多各级医院急需的优质病理医生?
■调高病理收费,肯定技术价值
很多病理医生认为,病理收费太低廉。比如,一项病理组织学诊断,需要病理医生与技术人员3个到5个工作日才能完成,但这个项目的收费在全国基本都在几十元到100元不等。除去诊断所需的试剂耗材、仪器设备折旧等费用外,根本没有给人工费用留下任何空间。这样的定价就等于否定了病理医生的劳动价值。
南京军区总医院病理科主任周晓军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提高病理诊断的收费标准,让病理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合理体现。
目前,很多地方的医改举措中都包括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这一项,但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邓永键教授告诉记者,新的医疗收费体系总体原则是上调护理、手术和中医类价格,降低检查、检验类等利用仪器设备开展的医疗服务价格。而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是把病理收费归到检验类项目,这就等同于将病理医生、技术人员的劳动视为“自动化机器运转”。
据悉,4个医改综合试点省之一的江苏,已经在医改政策中做出了调整:在影像、检验等收费项目价格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将病理科收费项目价格普遍提高30%。
■把病理还给临床,打破科室间壁垒
让病理回归本位,还应该承认病理科是临床学科的地位。周晓军认为,在学科规划的源头上,急需对学科设置、执业注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会长丁彦青教授认为,目前,病理学研究生是放在基础医学院里培养,全国高校病理专业设置都是病理生理学专业,按照相关规定,非临床专业毕业后不能从事临床工作,这就导致培养出来的很多病理人才最后都流失了。
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主任、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临床病理与检验中心主任苏东明提出,在发达国家,临床病理科往往包括临床检验的工作内容;而我国大多数医院从经济收入角度出发,人为将病理科和检验科分别设置,导致患者体液和组织检查结果分离,不利于信息整合和共享。将病理学科划分为基础病理学和临床病理学,破坏了“临床—教学—科研”相互支撑的格局,使病理学科发展失去了合力。
据了解,南京医科大学依托新建的附属逸夫医院,对病理学科的管理模式进行探索:由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牵头,采用医教研一体化的方式,组建了临床病理与检验中心,整合病理科、检验科、输血科、中心实验室、组织细胞库等5个科室,旨在为精准医疗提供更加准确完整的生物学信息;组织细胞库对患者的组织和体液标本进行分类、保存和随访,为学校和医院开展临床转化型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系教师每年都要抽出时间从事临床病理诊断、会诊和查房,为日常教学提供素材,使病理学真正成为一门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
■基层医院不必都设病理科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科主任步宏对记者说,数字化病理学的发展极具前景,病理学应该尽快从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对病理大数据进行深度处理和挖掘。
邓永键认为,数字化病理不仅支撑医疗体系正常运转,同时能够实现疾病的标准化诊断和标准化数据收集,建立中国人疾病病理基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可遵循的“中国标准”。如按欧美标准,肺腺癌肿瘤小于3厘米以内的,大多是原位性腺癌和微小浸润性腺癌,但我国肺腺癌病理诊断结果显示大多为浸润性腺癌,严重程度高于国外。这提示肿瘤基因突变位点可能不同,需要基于病理诊断结果投入更多应用性研究。
借助数字化,开展远程病理会诊还是破解当前基层病理人才短缺的有效手段。邓永键对记者说,一名好的病理医生需要培养10年~15年,二甲医院等基层医院病源不足,病种不丰富,上级医生指导有限,要培养高水平病理医生很困难。远程病理会诊能够利用专家指导来解决实际诊断问题,也能够帮助基层医院医生提高自信心和诊断水平。
丁彦青介绍,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系于2015年倡导建立南方医科大学临床病理联盟,以南方医科大学华银病理诊断中心为载体,重点通过远程会诊平台、专业人员派驻基层等方式,对8个省区58家基层医院病理科开展技术帮扶,完成病理远程诊断5.1万例。
邓永键举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远程病理会诊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的变化。
一位22岁的未婚女患者,发现下腹部有肿块,到广东省一家县人民医院治疗。该院与华银共建病理科后,实行远程病理诊断。手术当天,妇产科医生切除患者左侧卵巢肿块,立即送术中冰冻病理学检查。通过阅读远程冰冻切片,邓永键诊断为卵巢恶性生殖细胞瘤,考虑为无性细胞瘤。邓永键告诉医生仅需切除患者一侧附件,保留对侧附件与子宫。后来,常规切片证实为无性细胞瘤。
邓永键说,正确的病理诊断,能够指导临床医生进行精准的治疗,使病人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如果没有术中病理诊断环节,这位患者在手术中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妇产科医生通常会切除双侧输卵管、双侧卵巢及子宫,这样患者就失去了生育能力。而无性细胞瘤完全可以治愈,不需切除女性盆腔的内生殖器官。
近年来,各类远程病理会诊平台、第三方检验机构和区域性的病理中心在蓬勃发展。步宏认为,实践证明中心化、集团化和高度分工,是临床病理运营方式的发展方向。应该对不同层级医院的病理科设置进行规划和调整,基层病理科要重点做好规范的标本处理和常见疾病的病理诊断,对疑难病例要有合理的会诊制度,不必要求每一家基层医院都建设独立的病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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