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安乐死 不如关注安宁疗护

□本报记者 刘志勇 孙 梦 王潇雨□


“希望以后的某一天，我能有权利选择安乐死。”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培根考虑“安乐死立法”的建议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一场讨论也很快延伸到两会的会场外。安乐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命题，而这一次，代表、委员讨论更多的是“尊严死”，更关注的是临终患者的安宁疗护。

■主动终结生命的尝试应慎重

李培根认为，安乐死实际上也是一种文明，“选择有尊严地死去，是人的一种权利，建议今后考虑安乐死立法”。从立法上进行规范和完善，就不必担心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与主动终结生命的安乐死相比，医者讨论更多的是放弃积极治疗的尊严死。

“从个人角度，我是支持安乐死立法的，但推动此事需要审时度势。”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目前只有欧洲少数几个国家通过了安乐死立法，连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都没有立法允许安乐死，这也证明安乐死立法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在关注安乐死立法，不如关注社会上正在推动的安宁疗护。

■推动生前预嘱已在尝试

“癌症晚期等治疗无望的患者，承担着巨大的痛苦，谁来说‘让他走吧’？没有几个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愿意说出这句话。”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说，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归宿，在生命尽头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基本权利。一个人在生命末期，要不要积极的医疗照顾，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延缓死亡，都可以在生前预嘱中做出预先指示，但其首先应该要符合法律以及医学道德伦理的要求。2012年，顾晋曾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在全社会推广“尊严死”，让“生前预嘱”具备法律效力。

目前，我国已经有学会在做推动生前预嘱工作，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范利认为，这代表着患者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很多患者在临终前无法做出自主选择，通过生前预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生前预嘱只是在小范围内开展，而且国家没有相关立法，只有一些组织在提倡并开展相关工作，应加强生前预嘱的法律支持，提高安宁疗护工作的法律保障。”

■让死亡回归自然属性

范利介绍，安宁疗护是指由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和义工等多方人员组成的团队，为那些疾病不可逆转、失去救治意义的临终患者提供减轻痛苦的医疗服务。“安宁疗护既不促进也不延迟患者死亡，而是强调患者躯体的舒适和心灵的慰藉，不再做增加痛苦的检查和治疗，将临终者从无望的机械性救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支配生命的自由，使其平静、安宁、有尊严地离世。”

“有资料表明，一个人一生健康投入的80%用于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也就是说临终救护占据我国医疗支出的最大份额。而国际上认为，用于临终关怀的每1美元，可节省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认为，广泛开展安宁疗护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可以节省巨额医疗开支，减少医疗浪费，提高医疗保险的使用效率。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安宁疗护在我国开展受到传统观念的禁锢和限制，同时医务人员为居家、机构养老的患者提供安宁疗护时存在风险，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

范利建议，国家应将已日臻成熟的安宁疗护模式与我国的法律、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根据国情、医疗政策制定安宁疗护的准入标准和治疗原则，明确安宁疗护服务保障与社会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措施，加大政府财政对安宁疗护事业建设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