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5年度十大医学科技新闻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闻简介：

12月12日，85岁的屠呦呦一身紫色礼服出席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奖仪式，她的一举一动牵引着国人的目光。曾经人们一直在问，中国大陆的医学科学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而10月5日，随着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宣布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无尽的追问终于在那一刻尘埃落定。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如是评价屠呦呦在青蒿素发现中的贡献：“疟疾每年感染的人数接近2000万，而青蒿素目前已被广泛用在疟疾横行的地区。结合其他治疗手段，疟疾的致死率整体能够下降超过20%，在孩童患者身上能够超过30%。单就非洲而言，这意味着每年有10万人的生命被挽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目前，一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案，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物”目录。

12月7日，屠呦呦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以“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为题发表了演讲。她详细回顾了青蒿素发明的过程，并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

■专家点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发给屠呦呦的贺信中称，屠教授的工作为青蒿素治疗人类疟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用科学方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并走向世界最辉煌的范例。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评价称，这一奖项不仅在于青蒿素伟大的科学价值，还在于它更加伟大的生命价值。她提出“要学习屠呦呦先生这种几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致力于科技创新、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表示，屠呦呦的成功提示传统的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如何把这些宝贝变成国际上认同的东西，就要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同时，包括美国的胆固醇计划、精准医学计划等都在发挥政府主导、科学家协同创新的作用。“我们也应该继续在重大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举国体制，提倡组织联盟的大协同科研攻关模式。”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表示，屠呦呦获奖给中国医学界带来了重要启发，在充分调动个人创造性的前提下，要重视团队合作。如何把个人能力融入集体智慧，特别是在现在的科技体制下，大家都在鼓励个体创新的背景下，如何发挥我国特有的体制优势，组织协同攻关，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施一公团队解析酵母剪接体三维结构

■新闻简介：

8月2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施一公教授研究组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同时在线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题目分别为“3.6埃的酵母剪接体结构”和“前体信使RNA剪接的结构基础”。前者报道了通过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技术（冷冻电镜）解析的酵母剪接体近原子分辨率的三维结构，第二篇文章在此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分析，阐述了剪接体对前体信使RNA执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

施一公研究组对剪接体近原子分辨率结构的解析，初步解答了这一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又为进一步揭示与剪接体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了结构基础和理论指导。这一研究被业界称为近30年来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作出的最大贡献。

■专家点评：

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物理系尹长城教授表示，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是生物学中的重要定律，其地位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法则的主要内容是编码在DNA中的遗传信息通过转录传递给前体信使RNA，再经过剪接去除非编码信息，将编码信息连成一体成为成熟的信使RNA，进而以信使RNA为模版，将编码信息翻译成蛋白质，最终执行生物学功能。此前，对转录和翻译环节的结构解析已分别荣获两届诺贝尔化学奖。施一公的科研揭示了剪接环节的奥秘，使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全部步骤的工作机制得以明了，是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其重要性不亚于此前两个环节工作机制的揭示。很多疾病是由于剪接环节出现错误，导致由DNA编码的遗传信息不能转化为成熟的信使RNA所致。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为此类疾病的治疗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石，未来有望通过基因工程对由于基因变异导致的错误剪接或无法剪接进行修复，从而治疗这些基因变异导致的相关疾病。

“施一公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2015年在剪接体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方面取得的突破性研究进展，是本年度基因转录调控与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重大事件，令人印象深刻。”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石雨江指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生命科学发展迅速，生物体的重要活动之一——基因转录剪接的基本轮廓已经逐步阐明。然而，我们在这方面仍然缺少清晰的作用机理解析与明确的结构生物学知识支持。施一公团队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这一空白，将人类对基因转录剪接机理的认识与理解推进到全新的高度。

原创抗癌药西达本胺获准全球上市

■新闻简介：

尽管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制剂药和第二大原料药生产国，但是所生产的98%的产品属于发达国家专利过期的仿制药，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寥若晨星。今年1月，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第一个口服组蛋白去已酰化酶抑制剂西达本胺获准上市，首个适应证为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

西达本胺由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制，是国家“863”及“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成果。PTCL是一组异质性很强的淋巴细胞异常增殖性疾病，包括约18种病理亚型。PTCL在中国的年发病人数约为6万人，年患病率约为百万分之九十，可归属于罕见病范畴。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为表观遗传调控重要酶家族。西达本胺通过对特定HDAC亚型的抑制及由此产生的染色质重构与基因转录调控作用（即表观遗传调控作用），抑制淋巴及血液肿瘤的细胞周期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诱导和增强自然杀伤细胞（NK）和抗原特异性细胞毒T细胞（CTL）介导的肿瘤杀伤作用及抑制肿瘤病理组织的炎症反应，不仅能直接对T淋巴瘤中循环肿瘤细胞及局部病灶产生疗效作用，同时也可应用于诱导和增强针对其他类型肿瘤抗肿瘤细胞免疫的整体调节活性。

■专家点评：

作为西达本胺临床试验的负责人和主要研究者，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表示，西达本胺显示了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是我国第一个批准上市的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也是我国第一个以罕见病种批准上市的抗肿瘤新药。西达本胺的上市，填补了我国组蛋白去已酰化酶抑制剂的空白，使我国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患者有了新的治疗选择和有效药物。

石远凯表示，西达本胺由我国的科学家团队研发，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由中国的临床试验专家和相关人员完成，全球范围内最早在中国上市，缩短了我国药物研发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从试验方案的设计、组织实施和药政主管部门的审批上市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此外，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石远凯说，此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别于2009年、2011年、2014年批准了3个以PTCL为适应证的药物，但价格普遍昂贵。而西达本胺的价格仅为上述药物的1/10左右，显著减轻了我国患者的经济负担。可以说，西达本胺是我国药物研发从仿制走向原始创新和“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标志性成果。

生殖细胞表观遗传研究取得新进展

■新闻简介：

原始生殖细胞是生殖细胞（包括卵子与精子）的源头，绘制原始生殖细胞的表观遗传修饰变化图谱，是全面认识和深入开展生殖发育研究的重要步骤和关键环节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研究组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汤富酬研究组合作，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分析了人类植入后胚胎原始生殖细胞的DNA甲基化动态模式，从而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完成人类早期胚胎发育过程DNA甲基化调控机理的系统研究。2015年6月4日，相关研究论文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国际顶级期刊《细胞》上在线发表。

该项研究显示，处于发育早期的人类原始生殖细胞表达众多多能性相关的基因，同时表达生殖细胞发育特异的基因，并且新报告一个人类特异基因SOX15。研究者还发现人类原始生殖细胞在发育过程中会经历大规模的表观遗传记忆（DNA甲基化标记）擦除，最低时仅有7%保留，但一些特殊的重复序列元件上仍然残留大量甲基化。

■专家点评：

清华大学医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中心纪家葵教授指出，生命的遗传信息储存在基因DNA中，对于单一个体而言，所有细胞的基因组相同、具有相同的DNA，之所以能够产生体细胞、生殖细胞等200多种不同细胞，表观遗传调控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表观遗传并不改变细胞基因序列和功能，但会影响基因的表达。人类生殖细胞在发育早期，会进行DNA去甲基化“抹去记忆”，然后再根据生殖细胞性别差异，重新对基因进行DNA甲基化修饰，这个过程在原始生殖细胞阶段启动。

人类原始生殖细胞获取数量稀少，是过去制约人类生殖细胞表观遗传研究深入的一大瓶颈。纪家葵表示，人类原始生殖细胞需要取用人胚胎期细胞并通过特殊方式分离获得，能够获得的细胞数量很少，一般只有几十到几百。而用普通实验方法了解表观遗传调控需要上万个细胞才能进行研究，细胞数量太少难以了解细胞内在性质。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突破点在于，利用分离出的少量细胞完成了深度研究，通过单细胞测序方式对单个细胞进行深入了解，而不再受限于细胞数量。“以前，我们只能根据哺乳动物原始生殖细胞的信息来推断人类原始生殖细胞的特性，这一科研成果让我们能够更直接且全面地了解人类原始生殖细胞的特性，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临床研究及应用。”

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石雨江指出，这项研究首次绘制了人类原始生殖细胞（PGC）的DNA甲基化修饰组与基因转录组图谱，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该研究一方面证明了人与小鼠的PGC发育在基因表达变化与DNA甲基化修饰记忆去除等方面的高度保守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物种之间存在特定基因位点表达与表观遗传记忆的特异性。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探索人与小鼠之间物种差异以及开展临床分子诊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研究成果是发育生物学与生殖医学领域的一项里程碑式的进展。

石雨江还提到，乔杰和汤富酬团队于2014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人类早期胚胎（受精卵着床前发育）的DNA甲基化修饰组论文。此外，这项研究也是国内近年来转化医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高效地实现了基础研究、新技术开发与临床生殖医学的完美结合。

P4实验室补上传染病防控关键一环

■新闻简介：

一个超大的正方形盒子，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棱角分明。1月3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科学院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即武汉P4实验室）竣工仪式。这是我国首个运行的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研究和利用埃博拉等烈性病原体的硬件条件。

国际上根据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将实验室分为4个不同的危害等级。P4实验室是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在P4实验室，可以对包括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天花病毒等在内的自然疫源性病毒和其他新发病毒开展研究，包括快速检测体系，分子流行病学、传染病病原微生物学、治疗性抗体、疫苗和药物评价研究、生物因子风险评估研究等。

P4实验室其实并不神秘，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物理措施及严格的管理规范，确保操作者安全，确保环境安全，确保公众安全。在该实验室，风、水、物、人都需要进行周密管控。其中，工作人员进入核心实验室，需要更换普通实验室服装，再穿上正压防护服。离开主实验室时还要经过化学淋浴消毒正压防护服表面，这些化学试剂足以消灭所有病菌。此外，核心实验室采用定向负压系统和双层过滤系统，保证实验室内的空气只能通过高效过滤器排放，不会随意流向实验室外。需要带出实验室的废物首先要用洁净袋包装，然后通过双扉灭菌器高温消毒。废水要通过活毒废水处理装置高温高压消毒。

■专家点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说，目前除中国外，全球公开的仅有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蓬（法国巴斯德所）、瑞典和南非9个国家拥有P4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在新发传染病研究领域和世界发达国家站到同一起跑线上。

高福表示，在传染病日趋国际化的情况下，P4实验室成为防控传染病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方面，借助P4实验室，我国可更快研发应对高等级病原微生物的疫苗或药物；另一方面，生物安全已经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因此P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立具有战略意义，同时也具有战略威慑作用。从这一角度讲，P4实验室建立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弹一星”的工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基础医学研究投入相对多，而在高等级病原微生物研究方面，也需要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这就需要好的安全研究设施，而P4实验室的建立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典型案例。”高福说。

我国首例人子宫移植手术成功

■新闻简介：

因为先天性无子宫，22岁的女儿婚后无法生育，43岁的妈妈毅然捐出自己的子宫，希望帮助女儿圆梦。11月20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等11个学科、38位专家协作，成功将妈妈的子宫移植到女儿体内。目前女儿恢复良好，新移植子宫已经成活。这也是国内首例成功实施的人子宫移植手术。

在器官移植领域，子宫移植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全球范围内成功案例非常少。子宫位于人体盆腔深部，血管纤细，术中血管切取、缝合难度极大，移植后排斥反应强烈，围手术期护理和治疗均面临诸多风险。

在女性不孕症患者中，约8％是子宫因素导致不孕。目前，子宫移植是治疗子宫性不孕的唯一可行方法。西京医院完成的这例手术是世界第12例子宫移植术。手术成功的消息一经发布，既在医学界引起热议，也引起国内很多先天性无子宫患者的广泛关注，此类手术面临的技术挑战和伦理争议更在舆论场中掀起讨论热潮。

■专家点评：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妇产科赵福杰教授说，子宫移植在国内一直是个空白，在2013年以前甚至没有大型动物成功移植子宫的个案报道。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于2013年在国际上报道了中国首例山羊同种异体子宫移植，2015年11月20日又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人子宫移植手术。应该说无论是成功的动物实验还是成功的临床实践，都填补了国内空白。

赵福杰说，子宫是女性的生殖器官，然而有些女性由于胚胎期发育异常导致先天性子宫缺如。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所面临的将是终生丧失自我生育的机会。现有的辅助生育技术还无法帮助无子宫女性实现生育梦想，许多国家的法律又明确规定禁止代孕，因而子宫移植就成为无子宫女性实现生育梦想唯一可行的方法。而近年来免疫抑制研究的进展，又显著减少了子宫移植后排斥反应的风险，并明显扩大了临床器官移植领域的研究范围，给子宫移植技术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先天性无子宫、医源性子宫切除及子宫功能丧失的子宫性不孕女性，通过子宫移植看到了实现自我生育梦想的曙光。

赵福杰同时提到，据了解，该患者手术后已经出现月经来潮，是否能自然怀孕或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功怀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埃博拉病毒变异研究有新发现

■新闻简介：

2014年暴发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导致超过2.5万人感染，超过1万人死亡。肆虐的埃博拉病毒是否会发生变异？变异速率是否会发生变化？由中国科研人员完成的迄今为止全球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病毒基因测序研究结果显示，埃博拉病毒的进化速率并没有大幅增加，仍与历史平均进化速率相仿，且远低于流感病毒进化速率；但病毒基因多态性继续增加，具备产生新致病特性的趋势。这一科研成果相关论文于2015年5月13日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在线发表。

该研究由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泰山医学院、华大基因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完成。科研人员利用2014年7月～11月期间，在塞拉利昂的5个大区检测的3000多份埃博拉病人样本，成功分离测定175株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这期间埃博拉病毒的进化速率比西非疫情暴发初期有了明显降低，与以往的埃博拉病毒进化速率相仿。之前病毒快速变异的研究结果，只是病毒特定进化时期的瞬时表现。研究人员同时发现，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多样性大大增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之中。

《自然》杂志同期配发的评论指出，这篇论文的发表，结束了国际上关于埃博拉病毒变异速率加快的争论，表明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并没有造成有害变异的增加。该研究成果为埃博拉病毒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为相关疫苗和治疗靶点研发指明了方向。

■专家点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表示，在抗击埃博拉的战役中，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科研成果也是中国医务人员在抗击埃博拉战役中取得的突出成就之一。中国医务人员远赴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不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疾病防控工作，也完成了重要的科研工作，“我们可以干体力活，还可以动脑子”。

高福指出，2014年8月，以美国研究团队为主要作者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提示，埃博拉病毒变异速率远远高于历史数据，接近流感病毒的变异速率。这一研究结果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人们的广泛担忧。病毒变异速率提高，意味着疫苗研发和药物研发将面临更大困难。中国科研人员凭借自己的科研发现，结束了国际上对埃博拉病毒变异速度的争议。这一研究发现为埃博拉疫情走势研判、相关疫苗和药物研发提供了重要依据。

阻断重度遗传性耳聋试管婴儿诞生

■新闻简介：

1月29日，我国首名阻断重度遗传性耳聋第三代试管婴儿在解放军总医院顺利诞生，听力筛查显示其完全具备正常听力。据介绍，遗传性耳聋是新生儿健康的重大威胁，在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人患有先天性耳聋，其中60%以上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这个小生命的顺利降生，标志着我国遗传性耳聋防治取得重大突破，聋哑防治实现了从二级、三级防控到一级预防的跨越。

这名幸运小宝贝的父母来自河北农村，均为我国遗传性耳聋常见致病基因GJB2携带者，他们的第一胎男婴因重度遗传性耳聋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术，第二胎男婴又被确诊为遗传性耳聋，被迫选择终止妊娠。夫妇俩极其渴望拥有一名具有正常听力的宝宝。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王秋菊教授与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生殖医学首席专家陈子江教授团队等合力攻关，华大基因天津研发团队和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超声诊断科等相关机构参与，应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联合无创产前单体型分析遗传性耳聋基因技术，历时18个月，终于帮助夫妇俩实现了梦想。

课题组研究人员先后为这对夫妇的8枚胚胎进行胚胎植入前的耳聋基因诊断，又在胚胎成功着床后应用先进的NIFTY无创筛查方法对胎儿进行唐氏筛查，完成了单体型分析胎儿基因型检测，并在胎儿孕19周时对羊水细胞进行基因检测，在经历了胚胎未着床、胎儿不稳等种种波折后，最终迎来新生命的诞生。

■专家点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指出，尽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出生缺陷一直在我国疾病负担中占据相当大比重，给患儿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新生儿出生缺陷防治领域的点滴技术进步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提高民众健康和生活水平都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人类基因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现之一，出生缺陷检测也体现出了人类基因组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一科研成果将出生缺陷干预前移到基因环节，意味着我国疾病防控迈上新台阶，是疾病控制关口前移的里程碑式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指出，目前，国内外医学发展尤为关注基因诊断，产前和出生后的基因诊断也有长足进步。重度遗传性耳聋阻断试管婴儿的诞生，是先天性疾病产前干预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是我国医学界多学科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医学遗传学发展日渐成熟，如国家住培制度中正式设立了医学遗传专业住培专业，标志着我国医学遗传学科的正式诞生和大步前行。

3D打印髋关节进入“量产时代”

■新闻简介：

9月，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医生张克、刘忠军、蔡宏和国内最大的人工关节生产企业——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制的我国首个3D打印人体植入物——人工髋关节臼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注册批准，这标志着我国3D打印植入物迈入产品化阶段。这张我国首张3D打印植入物“准生证”，在业内引发了极大震动，它让人们看到3D打印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的希望。

据介绍，3D打印又称增材制造技术，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此次3D打印人工髋关节属于三类骨科植入物，是我国监管等级最高的医疗器械产品。2009年，张克作为骨科关节组负责人带领团队将3D打印技术引入骨科，自2010年起开展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实验室基础研究以及文献查询工作。自2012年6月至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5家医院，共完成了32位接受3D打印人工髋关节手术患者的临床观察，效果良好。

此次批准的3D打印人工髋关节臼属于标准化产品，即产品具有固定的规格型号，但研究人员利用3D打印工艺，对人工髋关节表面微孔排列顺序、微孔大小等进行了优化，提高了人工髋关节和人体骨骼的融合度。

■专家点评：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生物医用材料与组织工程中心主任奚廷斐表示，3D打印技术已经涉及医疗科技创新，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次3D打印人工髋关节臼产品注册成功，为同类产品获批开辟了先河。

奚廷斐表示，当前骨肿瘤、车祸等造成的骨骼缺损、颌面损伤、颅骨修补等，都无法用一般修复产品进行治疗，而3D打印产品则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前，有些医院根据实际情况，本着紧急救护和人道主义原则，进行了3D打印技术治疗。但受制于我国缺乏医疗器械的紧急审批通道，且尚无针对3D打印产品的审评和审批标准，因此始终难以形成“量产”。

奚廷斐表示，此次3D打印人工髋关节臼获批成功，显示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前瞻性和专业性，是对3D打印产品在医学领域应用的肯定，同时也显示了对3D打印产品的重视和鼓励。

奚廷斐透露，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在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而在医学应用方面，“十三五”期间，在生物医用材料与组织修复替代、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等重点专项中都包括了3D打印医用产品研发的课题，这意味着未来3D打印医用产品将会有更大发展。

脑卒中预防开出“中国处方”

■新闻简介：

补充叶酸是脑卒中一级预防的重要手段。今年3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教授带着中国卒中一级预防试验（CSPPT）站在了美国心脏病学会年会的讲台上，首次将这一研究结果介绍给国际同道。该研究显示，采用降压药物依那普利联合叶酸的复合制剂，与单纯使用依那普利相比，可额外降低21%的高血压患者脑卒中首发风险。

此次研究自2008年5月启动。除霍勇本人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主要研究者外，还邀请到世界高血压联盟前任主席刘力生教授担任指导委员会主席、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院士担任数据安全监察委员会（DSMB）主席、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黄一宁教授担任终点事件判定委员会主席，包括南方医科大学徐希平教授在内的大批专家投身研究中。强大的专家团队为研究实施提供了学术保障。

作为一项随机双盲临床试验，CSPPT共纳入20702名无脑卒中和心肌梗死病史的高血压成人患者，给予含有10毫克依那普利和0.8毫克叶酸的单片复方制剂，或者单纯依那普利片。4年半的观察显示，虽然两组患者血压控制均良好，但联合使用叶酸组人群首发脑卒中的比例约为2.7%，显著低于单纯降压药组（3.4%）。此外，首发缺血性脑卒中及心血管事件复合终点的风险也分别降低24%和20%。

■专家点评：

中国卒中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表示，此前关于补充叶酸的大规模临床研究均是在国外人群中进行的。而我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20%～60%（美国国民仅为0.06%）。同时，叶酸水平与血液中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呈负相关，我国高血压患者中有60%～70%为高同型半胱氨酸型高血压，因此补充叶酸意义更大。

王拥军指出，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独立完成的最大样本量的卒中一级预防研究，使用的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因此其在我国卒中预防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如此，CSPPT也是世界上首个以脑卒中作为主要终点进行的大规模叶酸一级预防循证医学研究，因此为其他低叶酸地区预防脑卒中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经济的措施。

王拥军表示，这项研究同时纳入了药物基因组研究，提出对于携带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TT 基因型的高血压患者，服用含有叶酸的降压药疗效更好，但可能需要适当增加叶酸剂量的观点，因此CSPPT研究也是精准医学在脑卒中一级预防领域的典型代表。“目前在临床诊疗方面，90%的指南证据来自于国外。未来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本土化研究走上世界舞台，发出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