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中国居民健康三大杀手 慢病成最大因素

　　一项发表在9月11日《柳叶刀》上的研究显示，中国在对抗室内空气污染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由于肥胖和高血糖所引起的死亡却在不断增加。

　　据论文作者之一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国清教授介绍，二十年前我国居民家庭厨房做饭和冬季取暖主要以烧煤或木柴的形式，粗加工的煤和木柴在燃烧时容易产生有毒气体或烟雾；而现在则被煤气、天然气或电这些更为环保的方式所替代，这种转变极大地减少了市内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量。

　　由于固体燃料的室内空气污染所导致的疾病而死亡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但更多的人患上了与高体质指数、高空腹血糖及高收缩压相关的疾病。

　　根据该项研究最新分析，高收缩压、吸烟及水果比重低的饮食是与中国人健康损失相关的最大风险。虽然它们也是1990年的前五大风险因素，但排名已经有所不同，其中吸烟所占百分比增长了10.9%，而水果比重低的饮食增长了16.1%。高收缩压一直牢牢地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其引起的健康损失增长了66.4%。

　　慢性病高发：“吃得好，锻炼少”

　　高收缩压一直是与中国人死亡相关的头号个体风险因素。该项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1，389，855人上升到2013年的2，514，801人。无论对于中国男性还是女性，高收缩压都是与死亡相关头号风险因素。

　　“严格来说，高收缩压是高血压的一个近似替代指标。目前国际上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胡国清教授指出本研究中的高收缩压可以理解为高血压。

　　高血压、高体重指数（可简单理解为超重和肥胖）和高空腹血糖是很多慢性病的危险因素。他认为，1990-2013年这些危险因素所致死亡人数和DALY（注：研究员采用 DALY 或伤残调整生命年来衡量健康损失。1 个DALY 等于健康生命损失1 年，根据因早期死亡损失的年数和带着伤残生存的年数之和来计算）的增加，可能与我国居民饮食结构变化和身体锻炼情况有很大关系。”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绝大多数居民肉食的摄入比例越来越高。但从健康饮食角度来看，吃肉多并不代表饮食合理。与此同时，居民参加身体锻炼的时间越来越少。“当饮食摄入与身体锻炼长时间严重失衡后，就容易出现高血压、超重或肥胖、高血糖等现象。”胡国清教授说道，“2006年发表的一篇高血压综述指出，肥胖、吸烟、饮酒、高盐饮食、缺乏锻炼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健康的生活方式离不开合理膳食

　　从归类角度来看，与死亡人数相关的前十位危险因素中有6个因素都直接或间接与居民饮食习惯有关，包括高盐饮食、血糖偏高、水果摄入不足、谷物类摄入不足、过量饮酒、高体重指数（超重或肥胖）。

　　“1990年儿童期营养不良为我国DALY的第2位危险因素，到2013年此因素已不在前十位之列；但与饮食有关的高体质指数1990年并不在前十位危险因素之列，但到2013年已经排到了第5位。”

　　在胡国清教授看来，推广合理膳食应成为中国疾病防控的一项重点工作。

　　他指出，虽然我国政府的政策基本涵盖了表中的危险因素，有些工作还取得了不小进展（如控烟），但还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控制面临较大困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高盐饮食是我国居民DALY损失的第3位危险因素，而我国正在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对盐的摄入进行了限定，但此建议与部分地区老百姓的饮食习惯不一致，执行有困难。因此，摒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目前，学术界暂未针对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定义，世界卫生组织对影响健康各方面因素的作用粗略归纳为：健康 = 60%生活方式+15%遗传因素+10%社会因素 +8%医疗因素+7%气候因素。其中，生活方式在影响健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教授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涉及众多方面，包括日常锻炼、睡眠、膳食平衡、控制体重、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保持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衡、不抽烟、采用恰当方式缓解压力、不过量饮酒等等。

　　“简单来讲，公众在保持良好心态的同时，可核对研究中列出的79种危险因素，结合自身情况采取措施，减少危险因素的接触，”胡教授总结道。

　　研究介绍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79 behavioral，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and metabolic risks or clusters of risks in 188 countries， 1990-201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 The Lancet. 2015 Sep 11. doi：10.1016/S0140-6736(15)61455-6.

　　本研究于1990-2013 年间在188 个国家/地区对79 种行为、环境和职业及新陈代谢风险或风险集群进行的全球、区域和国家的比较性风险评估：对2013 年GBD（全球疾病负担）的系统分析在各个国家/地区对导致死亡和健康损失的风险因素的程度、模式和趋势进行了调查，由从事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研究的国际研究人员联盟实施并由位于华盛顿大学的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指导。

　　1. 研究涉及了3大类79种危险因素的疾病归因。

　　2. 本研究各国危险因素暴露的数据来自多个途径，包括：已发表文献、人群调查、人口普查、卫星数据。

　　3. 不同危险因素暴露数据的覆盖范围相差极大（也即文中提到的代表性指数），其中多饱和脂肪酸覆盖国家的比例最低，只有17%，而环境颗粒污染数据覆盖国家比例达到了100%。目前的危险因素归因是基于现有数据所能得到的估算结果。

　　4. 79种危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归因以及造成的DALY损失归因，都是基于多个步骤的复杂模型所得结果。整个研究可以简单理解为3步：（1）估算79种危险因素的暴露数据；（2）估算各种危险因素的健康效应，这主要依据已发表文献；（3）采用归因模型，估算各种危险因素造成的健康损失。

　　5. 79种危险因素对不同疾病的影响不同，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造成不同国家之间的前十位危险因素排位差别的原因，可能与各国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有关。

　　例如，在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高体质指数是与健康损失相关的头号风险。在南亚和东南亚，室内空气污染是主要风险，而印度还要应对不安全饮用水和儿童营养不良的高风险。酒精是俄罗斯排名第二的风险，而吸烟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高收入国家/地区的第一风险。本研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了最为显着的差异，与其他区域不同，该地区的主导性风险是儿童营养不良、不安全饮用水和公共卫生、危险性行为和饮酒的毒性组合。

　　此外，本研究包含来自不同国家的数百位作者，据粗略统计，我国大陆地区有有几十位学者作为此文作者。中国大陆地区学者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为此项目提供中国的数据；（2）参与项目设计方案的修改和完善、结果解释、论文修改。

　　研究结论：

　　本文涉及到的79种危险因素全为可改变的因素，即各国政府可以通过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来减少或降低这些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这个结论特别强调了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重要意义。各国政府应结合本国情况制定和推行适宜的干预措施，减少这些危险因素造成的健康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