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昊 通讯员 郑燕飞□
当“互联网+医疗”正规军正在谋求突破之时,非法行医也在试图搭上技术革新的“顺风车”。借助互联网,非法行医藏得更深,危害更大,打击更难。作为移动网络发展前沿城市之一,浙江省杭州市卫生监督机构正在开辟新的战场,在虚拟网络和真实世界里,与非法行医者继续博弈。
微信朋友圈招来“美容师”
——求美者因急性过敏休克
“赶快来医院,出事了!”日前,杭州市富阳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赵军接到了从“110”转接过来的报警电话。
就在赵军带着2名卫生监督员赶往医院的时候,受害人正在一家县级医院急诊室里接受抢救。“精神萎靡、脉搏微弱,已处于休克状态。”拿着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家属被吓傻了。据记者了解,患者王女士为了减肥,通过微信朋友圈招来一位“美容师”上门服务,谁知溶脂减肥针刚打下去,就因急性过敏休克进了抢救室。
接诊的急诊医生注意到患者大腿上有密密麻麻100多个小针孔,有些还渗着血。为了抢救需要,他连忙找到候在门外、慌了手脚的“美容师”小李询问溶脂针具体的成分和剂量,希望能制订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但小李一问三不知,只有一张通过微信转发来的“药品说明书”。 急诊医生看过之后说:“根本不是正规的说明书,完全看不懂。”
随后,卫生监督员以涉嫌违法开展医疗美容为由对小李展开调查。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刚20岁出头的小李只有高中学历,既没有正规医学背景,更别提执业医师资格,唯一的“医学相关经验”是上过几堂美容培训课。她的全部行医行头只有一个拉杆箱,里面装着五花八门且无中文标签的药瓶及注射器。
小李说,她的生意经就是通过朋友圈发广告,然后靠微信好友的“口口相传”四处招揽生意,每次上门“美容”要为客户扎上100多针,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无证行医?我这是美容,又不是开医院,不需要许可的吧?”面对监督员和警察的讯问,小李辩称。
查处容易立案难
——受害者不愿配合调查取证
有受害人,犯罪嫌疑人被控制,违法过程明确,原以为这个案子板上钉钉没得跑。但赵军很快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虽然王女士保住了性命,但苏醒后,她的表现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询问,她不仅死活不愿说出小李是谁介绍的,此次“减肥”共花费多少,甚至连治疗的过程也不愿回答。
根据《刑法》第336条规定,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赵军对记者说,其中的“情节严重”该如何认定,各方见解不一。实际操作中,公安机关通常以“使用假药,并严重危害受害人的健康或生命”作为标准来决定是否立案。然而在本案中,赶到现场的食药监管部门人员的反馈意见是,无法立刻判定所用药品真伪;受害人虽然身体恢复,却不愿配合调查取证,导致公安部门难以介入。
无奈之下,卫生监督员只得以小李先前的口供和她使用的工具箱作为证据,根据《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对她采取了罚款和没收非法医疗工具的处罚。由于暂时无法立案,无法对小李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缴纳完罚款、对王女士进行赔偿后,小李迅速消失在人海里。
“只要在微信、微博上说一声,就会有这样的‘美容师’上门,充分体现了网络服务的便利。”赵军无奈地对记者说,但地点隐蔽、取证困难以及当事人不配合等问题,导致这类非法行医监管更加困难。
买家卖家单线联系
——以现有技术很难监管
“类似的网络非法行医案件,已经呈现出一定规模了。”参与此案调查处理的富阳区卫生监督所医疗机构与传染病监督科监督员徐抗抗对记者说,如果不是因为出现意外,这样的非法行医很难被发现。
为了进一步摸清类似非法行医的脉络,徐抗抗决定注册几个微信号,混进那些美容的圈子里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他发现圈里非常热闹,许多型男型女的朋友圈不是搞培训,就是拿到了什么“最新科技”的美容产品,配合上自己PS过的各种照片,以各种极具诱惑的宣传,通过朋友圈招揽“猎物”,其中肉毒素、玻尿酸和一些所谓的溶脂针行情最火。
徐抗抗发现,混进圈子容易,可真要和卖家联系上很困难。对于非潜在买家和不熟悉的询问者,这些人非常警觉。而且圈子里的买家和卖家基本只通过网络单线联系,一旦谈成,卖家就带着装备上门服务,完事就收钱离开。凭现有的技术手段,很难监管。
据杭州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医疗监管科科长汪志强介绍,近半年来,杭州市各区县已连续接到报案,并处理了多起通过网络的非法行医案件,经营范围以医疗美容为主,也有一些包治癌症、糖尿病之类的案件。
及早掐灭不良苗头
——卫生监督需要“网络部队”
为何网络非法行医更容易逃避监管?汪志强分析,网络信息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区,其影响往往跨市、跨省,犯罪分子线上线下结合紧密,对市场需求更加敏感。此外,一旦出现医疗侵害,犯罪分子通常立即离开,导致受害者维权困难。汪志强对记者说,正是由于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所以对这类案件打击起来更难、执法成本更高。
“潜伏”不是长久之计,赵军觉得,卫生监督也得像公安部门一样,成立打击网络非法行医的专门科室,培养既懂卫生法律法规,也精通于网络计算机技术的人才。“以前打非是走街串巷的体力活儿,现在要向比拼新技术的脑力活儿转变。”
要抓到狡猾的“老鼠”,汪志强认为,应该在网络非法行医发展的初期就加强监管,避免一发不可收拾。当务之急是,国家应该从法律层面对新形势下的非法行医明确定义,特别是修订相关管理办法,明确对通过自媒体发布的医疗广告进行监管;建立监督执法机构与网络电信部门及网络运营商之间的联动机制,对网上相关信息进行过滤排查,及时获得一手线索;加强正反面宣传,帮助消费者甄别真伪信息,防止受骗上当等。
当“互联网+医疗”正规军正在谋求突破之时,非法行医也在试图搭上技术革新的“顺风车”。借助互联网,非法行医藏得更深,危害更大,打击更难。作为移动网络发展前沿城市之一,浙江省杭州市卫生监督机构正在开辟新的战场,在虚拟网络和真实世界里,与非法行医者继续博弈。
微信朋友圈招来“美容师”
——求美者因急性过敏休克
“赶快来医院,出事了!”日前,杭州市富阳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赵军接到了从“110”转接过来的报警电话。
就在赵军带着2名卫生监督员赶往医院的时候,受害人正在一家县级医院急诊室里接受抢救。“精神萎靡、脉搏微弱,已处于休克状态。”拿着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家属被吓傻了。据记者了解,患者王女士为了减肥,通过微信朋友圈招来一位“美容师”上门服务,谁知溶脂减肥针刚打下去,就因急性过敏休克进了抢救室。
接诊的急诊医生注意到患者大腿上有密密麻麻100多个小针孔,有些还渗着血。为了抢救需要,他连忙找到候在门外、慌了手脚的“美容师”小李询问溶脂针具体的成分和剂量,希望能制订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但小李一问三不知,只有一张通过微信转发来的“药品说明书”。 急诊医生看过之后说:“根本不是正规的说明书,完全看不懂。”
随后,卫生监督员以涉嫌违法开展医疗美容为由对小李展开调查。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刚20岁出头的小李只有高中学历,既没有正规医学背景,更别提执业医师资格,唯一的“医学相关经验”是上过几堂美容培训课。她的全部行医行头只有一个拉杆箱,里面装着五花八门且无中文标签的药瓶及注射器。
小李说,她的生意经就是通过朋友圈发广告,然后靠微信好友的“口口相传”四处招揽生意,每次上门“美容”要为客户扎上100多针,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无证行医?我这是美容,又不是开医院,不需要许可的吧?”面对监督员和警察的讯问,小李辩称。
查处容易立案难
——受害者不愿配合调查取证
有受害人,犯罪嫌疑人被控制,违法过程明确,原以为这个案子板上钉钉没得跑。但赵军很快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虽然王女士保住了性命,但苏醒后,她的表现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询问,她不仅死活不愿说出小李是谁介绍的,此次“减肥”共花费多少,甚至连治疗的过程也不愿回答。
根据《刑法》第336条规定,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赵军对记者说,其中的“情节严重”该如何认定,各方见解不一。实际操作中,公安机关通常以“使用假药,并严重危害受害人的健康或生命”作为标准来决定是否立案。然而在本案中,赶到现场的食药监管部门人员的反馈意见是,无法立刻判定所用药品真伪;受害人虽然身体恢复,却不愿配合调查取证,导致公安部门难以介入。
无奈之下,卫生监督员只得以小李先前的口供和她使用的工具箱作为证据,根据《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对她采取了罚款和没收非法医疗工具的处罚。由于暂时无法立案,无法对小李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缴纳完罚款、对王女士进行赔偿后,小李迅速消失在人海里。
“只要在微信、微博上说一声,就会有这样的‘美容师’上门,充分体现了网络服务的便利。”赵军无奈地对记者说,但地点隐蔽、取证困难以及当事人不配合等问题,导致这类非法行医监管更加困难。
买家卖家单线联系
——以现有技术很难监管
“类似的网络非法行医案件,已经呈现出一定规模了。”参与此案调查处理的富阳区卫生监督所医疗机构与传染病监督科监督员徐抗抗对记者说,如果不是因为出现意外,这样的非法行医很难被发现。
为了进一步摸清类似非法行医的脉络,徐抗抗决定注册几个微信号,混进那些美容的圈子里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他发现圈里非常热闹,许多型男型女的朋友圈不是搞培训,就是拿到了什么“最新科技”的美容产品,配合上自己PS过的各种照片,以各种极具诱惑的宣传,通过朋友圈招揽“猎物”,其中肉毒素、玻尿酸和一些所谓的溶脂针行情最火。
徐抗抗发现,混进圈子容易,可真要和卖家联系上很困难。对于非潜在买家和不熟悉的询问者,这些人非常警觉。而且圈子里的买家和卖家基本只通过网络单线联系,一旦谈成,卖家就带着装备上门服务,完事就收钱离开。凭现有的技术手段,很难监管。
据杭州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医疗监管科科长汪志强介绍,近半年来,杭州市各区县已连续接到报案,并处理了多起通过网络的非法行医案件,经营范围以医疗美容为主,也有一些包治癌症、糖尿病之类的案件。
及早掐灭不良苗头
——卫生监督需要“网络部队”
为何网络非法行医更容易逃避监管?汪志强分析,网络信息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区,其影响往往跨市、跨省,犯罪分子线上线下结合紧密,对市场需求更加敏感。此外,一旦出现医疗侵害,犯罪分子通常立即离开,导致受害者维权困难。汪志强对记者说,正是由于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所以对这类案件打击起来更难、执法成本更高。
“潜伏”不是长久之计,赵军觉得,卫生监督也得像公安部门一样,成立打击网络非法行医的专门科室,培养既懂卫生法律法规,也精通于网络计算机技术的人才。“以前打非是走街串巷的体力活儿,现在要向比拼新技术的脑力活儿转变。”
要抓到狡猾的“老鼠”,汪志强认为,应该在网络非法行医发展的初期就加强监管,避免一发不可收拾。当务之急是,国家应该从法律层面对新形势下的非法行医明确定义,特别是修订相关管理办法,明确对通过自媒体发布的医疗广告进行监管;建立监督执法机构与网络电信部门及网络运营商之间的联动机制,对网上相关信息进行过滤排查,及时获得一手线索;加强正反面宣传,帮助消费者甄别真伪信息,防止受骗上当等。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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