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卫生站生存艰难啊!”51岁的邱玉堂对南方农村报记者感叹道,他是广东大埔县大东镇西坑村卫生站的一名村医。“不能打吊针、医患关系紧张、治病风险高”等问题严重困扰着他,“如今凡是重病病人我都不敢接了,直接往上级医院送。”
若在以前,他是来者不拒的,“只要病人上门,我都敢治。”回忆起早年也曾从死神手里成功将急性心衰患者抢救过来,邱玉堂不胜感慨,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应国家号召入行
上世纪70年代,16岁的邱玉堂站在人生的岔口上,面临着择业的选择。
彼时,毛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激荡起无数赤脚医生的梦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邱玉堂认为“行医没有阶级性,比较融洽”,选择进入医疗队伍。
从大埔卫生学校毕业后,邱玉堂进入了当地卫生站,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大东公社时期,邱玉堂每月可以领到500工分,价值7元。在当时,这个待遇与村干部差不多,比起普通农民,要好许多。但邱玉堂认为“自己那时并不是冲着物质来的,而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服务农村大众”,抱着这样的追求,他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群众只要找到我,我一定给他们看病。不管是半夜三更,还是刮风下雨,随叫随到。”这些年来都是如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村卫生站由个人承包,自主经营,邱玉堂迎来了人生最繁忙的阶段。
1997年,经过两年岗位复训的邱玉堂,21门考试全部合格,由赤脚医生顺利转为乡村医生。
曾经救人无数
这么多年来,到底接诊过多少病号,抢救过多少群众,邱玉堂自己也记不清了。“乡村医生就是全科医生,什么病都要看,小至感冒,大至突发疾病等。”谈到自己曾经的一线抢救经验时,他顿时来了精神。
曾经,有一名支气管哮喘发展成肺气肿的病人,突发心衰,邱玉堂根据经验,用药着重于控制肺部感染,最终成功将病人抢救下来。“现在还健在,今年都78岁了。”他微笑着说。救死扶伤是他从医的宗旨,每成功救回一个人,他心中的成就感就增加一分。
行医生涯中,邱玉堂始终坚持原则,在严谨的临床思路下开展诊疗。找他看病的多是村里的熟人,有时病人嫌麻烦,跟他商量:“我昨天才打的青霉素,今天就不用作皮试了吧?”他摆摆手,立马严肃地否定,“我得对你负责呀。”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行医态度,这么多年来他的卫生站都比较稳妥,“没出过什么大问题。”
由于收费不贵,服务也周到,到邱玉堂的卫生站去看病的人还不少,他早年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然而,好日子却没能一直持续下去。
农村病人锐减
邱玉堂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2000年以前,他一天还能接诊5—7个病人。而现在,“一天也就看一两个病人,都是感冒之类的小毛病,每次收费十来块,一个月下来收入都不到500元。”
以前,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打针、输液、针灸都做。随着卫生站的逐步规范,他不被允许给病人输液,“但是有些病不输液的话,治疗效果绝对大打折扣!”今年,当地卫生部门抓得更严了,被抓到一次罚款1500元。邱玉堂不敢冒险,凡发烧超过39℃,或者是见到有肺炎了,“我都让他们直接上卫生院去看。”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流失了病人。
然而,更多的病人流失还在于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邱玉堂所在的大东镇西坑村,户籍人口1800多人,常住人口却只有300多人,且多是老人与小孩。
大量劳力的外流,使得卫生站的病人大大减少,而留守的老人、儿童群体治疗风险高,邱玉堂感觉他的卫生站早已是名存实亡,成了几个相熟的人闲坐聊天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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