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制铜工厂排出的烟气,将很多村民的麦苗几乎全部‘熏倒’。隔壁村的孙大哥承包了十几亩杨树林,烟气一过,树叶全部脱落,人急得眼睛都红了。”
7月7日,在“河南新乡重金属污染治理研讨会”上,新乡大块镇小块村的一位张姓村民不停地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诉说着重金属污染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小块村的遭遇并非中国重金属污染的个案。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一场由南至北的重金属迁徙正在中国大地悄然上演。
虽然重金属污染相关防治政策的频频出台,给公众带来了改良环境的美好期许,然而碧波下涌动的“暗流”却让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警钟长鸣不止。
被重金属污染的村庄
“这污水浇出来的小麦你们自己敢吃吗?”
“不吃,都卖给你们了……”
今年3月26日,这则“幽默”的新闻报道,让人们记住了河南新乡大块镇小块村。
如今,几个月过去,当污水的记忆逐渐从人们的脑海中褪去时,村中潜伏的更大生存隐患——重金属污染,却在慢慢浮出水面。
国内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小块村的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铬渣堆、电镀厂污水、工业废渣、化工厂污水、废弃干电池以及其他小型工厂的污染。
“现在有几百吨的废旧电池就在村里的河水中,有的甚至被直接扔到了村外。”张姓村民介绍说,之前倒闭的黄河化工厂给村里留下了几百吨的铬渣。2011年,国家进行了集中处理,将六价铬(黄色)处理成三价铬(绿色),并进行了掩埋和覆盖。但奇怪的是,处理过的铬渣是黄色的,且掩埋的位置处于村民水源地上游一公里左右。
他还告诉记者,“十五六年前,村中要是有谁得癌症,是大过天的事。现在,大家都不会感到很惊讶了。得肺癌的人很多,村中的癌症患者正在趋于年轻化”。
然而,对于村中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环保的概念还很陌生。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真切的痛苦。
“自然大学”志愿者张海燕认为,人们内心的不安已随重金属污染的加剧而与日俱增,如不觉醒,村庄终将在人类自己生产的垃圾中消逝。
由南向北的迁徙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逐,广东、浙江等沿海区域出现了大批的民间作坊和小型工厂,并由此成为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
“当时,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在那里拆卸,然后卖掉,余下的电子原件又往往被处置不当。这也导致广东、浙江两省一些儿童的血铅含量较高。”沈阳化工大学退休教授李庆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不过,国家政策的跟进,让诸多违规企业不敢在南方长期扎寨。199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令取缔关停了15种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产品质量低劣、技术装备落后、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重度污染小企业。
面对强势来袭的重拳,许多南方的重金属企业并未坐以待毙,纷纷开始了各自的“北伐”之旅。河南、河北、东北三省、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成为新一轮的受难者。
新疆乌苏市农技站专家马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近年来,很多河南的企业出现在了新疆地区。“新疆和内蒙古都有个比较严重的思想误区,叫做‘无工不富’。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泥沙俱下,许多重金属污染企业也就乘虚而入。”
“目前,内蒙古境内煤化工产业盛行。尽管它们均通过了环评,但仍然存在一些违规操作的现象。”李庆禄还指出,由于交通便利、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等因素,很多重金属污染企业都集中于某些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等“三不管”地区。
治理污染须拓宽眼界
多年来,对于重金属污染,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处理,而忽略了采用多元化方式解决的可能。
“我们应学会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环保人士胡德强认为,可以通过推动环境立法,让那些存在污染可能的企业强制参加投保,把保险作为治理污染的方法之一。当污染发生时,污染企业必须提供治理措施,或者让环境恢复到某种可以治理的状况,否则不予赔偿,这样就会对企业形成一种有效的制约。
“科学松鼠会”成员田不野则表示,重金属污染治理并不是不可触碰的顽疾,只要情况不是十分严重,都可以改变。比如,可以种上一些能适应重金属的植物,将其变成生态观光区。
“沈阳地区已将众多污染企业集中于一处,将污水、废弃物和有害气体进行统一规划处理。然后,将原污染地区重新利用起来,建成经济技术开发区,避免资源浪费。”李庆禄向记者介绍了沈阳的成功经验。
“归根结底,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是个社会问题,考验的是当代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李庆禄进一步指出,“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而发展、为什么而建设。一旦本末倒置,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必将为这些错误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