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钟南山与方舟子间的 “隔空对话”,“PM2.5与肺癌是否有关”这个话题在全国两会期间再度成为热点。争论背后,人们显然更关心一个实质性问题:PM2.5究竟会不会导致肺癌发病率上升。
记者调查发现,这场论战短期内难有结果——考虑到人种、区域环境差异等因素,将国外PM2.5与肺癌的关联性研究“套用”到中国,说服力有所欠缺,而我国本土相关性研究则尚未全面启动。
国外研究不能完全“照搬”
我国调查资料显示,肺癌死亡率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上升超过了4倍,其中,城市居民的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又明显高于农村。
面对近期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频出现的现实,不少学者提出,相关部门应该出台政策,比如改善油品质量,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中的有毒化学物质;又或者调整一些化工工业区的地理位置……问题是,出台公共卫生政策需要足够的依据,但关于PM2.5与肺癌或其他健康问题的关联与致病机制,国内目前进行的只是生态学调查,很难在肺癌与PM2.5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记者调查发现,国外的相关性研究已开展很多年。美国癌症学会1982-1998年间进行的一项多达50万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PM2.5年平均浓度每升高10微克/立方米,人群肺癌死亡率将上升8%。该成果一直被业内认为是大气颗粒物与肺癌之间直接联系的经典研究,被世界卫生组织广泛引用。遗憾的是,国外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因为不同地区PM2.5上附着的化学成分不同,比如矿业发达地区与化工地区,空气中的悬浮物成分就不同。”上海呼吸学会肺癌学组组长、胸科医院肺内科主任医师韩宝惠教授解释。
很显然,要确定PM2.5与人群健康的关联,必须启动本土研究。
肺癌与PM2.5关系需要中国数据
不过,记者多方采访求证发现,与民间对PM2.5与健康之间关联性问题的了解欲望相比,学术圈态度较“冷”——研究肺癌与大气颗粒物关系的学者很少,相关数据也很少。“肺癌是一个累积暴露和慢性发作的过程,如果要研究肺癌与PM2.5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数据积累过程。我国环保部门从今年1月才开始发布全国74个城市的PM2.5监测数据,此前,所有的PM2.5监测都只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零星开展,数据的积累远远不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员阚海东教授向记者说起研究本身的一些难度。“要确定PM2.5对肺癌的直接致病作用,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研究,现在大气颗粒物中被世卫组织认定为致癌物的只有柴油机排放的简称DEP的颗粒物。”阚海东称。
此外,学术界认为,肺癌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比如吸烟、大气污染、室内的氡气污染等都可能导致肺癌。但是目前国内关于肺癌和空气中颗粒物的研究都是生态学设计的流行病学研究。“要建立因果关系,必须是全世界不同的研究者研究出了同一个结果,特别是基于个体水平的研究。比如吸烟致癌的研究,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研究了吸烟和肺癌的关系,最终指向了同一个结果,那才能确切地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阚海东称,去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肿瘤研究中心——IRAC,启动了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大气颗粒物与肺癌之间关系的研究项目,而这一项目也需要中国数据加盟。
学术GDP重压考验“等待耐心”
目前,学术界都在积极参与并热切等待着世卫组织国际肿瘤研究中心最终的研究结果,但以大样本患病群体广受学术圈瞩目的中国本土研究进展并不顺利。“门诊有大量病人,这的确让我们有很多的临床案例,但繁忙的临床工作几乎让医生没有总结案例的时间,更何况去跟踪随访大样本的病例。要研究肺癌的发病率与PM2.5的关系,保守地说需要5-7年的数据积累才能观察人群的健康改变情况。”医学专家直言,医生们手中空有大堆的病例,却缺乏研究的时间与动力。
这与学术环境也有关。“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跟踪研究,可能有所发现,也可能一无所获,这样的投入成本对于那些3-5年就要职称升级的医生而言有些得不偿失。”即便医生有耐心,医院管理层、医学院甚至大学的管理者也不一定愿意,科研论文的发表量关系着“学术GDP”,这样的学术生态很难容下“十年磨一剑”的研究者。事实上,中国有学者此前参与了国际上的这一研究项目,就因为相关数据没有统一的搜集途径,单靠个人或者单个团队搜集实在疲于奔命,最终不得不选择退出。
有医生认为,眼下需要的是打破大型临床教学医院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壁垒,可以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购买服务,建立专门的随访研究团队,予以经费与人力保障。其次,向社会招募队列群体,开展严格的跟踪调查,以观察大气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医学“大数据”需完善法律环境
可以预见,以庞大病例为代表的大数据将形成聚集效应,医学、公共卫生以及数据专家合作,所面临的不仅是数据分析,还有技术、管理和立法方面的问题。
“上海的医疗数据整合起来可以做很多事,尤其有助于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民生项目。而PM2.5与肺癌关系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得到支持——整合医疗卫生领域的数据和环境监测的数据,并通过病理学分析和化学分析得出结果。但目前公共卫生领域的数据使用还停留在挂号、看病信息。”复旦大学信息学院院长王晓阳教授称。
上海近日宣布全市600家医院联网,病人的治疗信息可以在医院之间共享,医院的“信息孤岛”正在打破。但专家认为这远远不够。“如果要将这些数据用于医学研究,不仅需要疾病本身的数据,还需要病患的个人信息,这就涉及到医院如何规范搜集数据问题。随后还将涉及到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包括如何在使用数据过程中保护病人隐私等立法问题。”王晓阳说,现在国内对于数据的使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大数据使用的法律环境还需要规范。(记者 姜澎 唐闻佳)
记者调查发现,这场论战短期内难有结果——考虑到人种、区域环境差异等因素,将国外PM2.5与肺癌的关联性研究“套用”到中国,说服力有所欠缺,而我国本土相关性研究则尚未全面启动。
国外研究不能完全“照搬”
我国调查资料显示,肺癌死亡率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上升超过了4倍,其中,城市居民的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又明显高于农村。
面对近期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频出现的现实,不少学者提出,相关部门应该出台政策,比如改善油品质量,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中的有毒化学物质;又或者调整一些化工工业区的地理位置……问题是,出台公共卫生政策需要足够的依据,但关于PM2.5与肺癌或其他健康问题的关联与致病机制,国内目前进行的只是生态学调查,很难在肺癌与PM2.5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记者调查发现,国外的相关性研究已开展很多年。美国癌症学会1982-1998年间进行的一项多达50万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PM2.5年平均浓度每升高10微克/立方米,人群肺癌死亡率将上升8%。该成果一直被业内认为是大气颗粒物与肺癌之间直接联系的经典研究,被世界卫生组织广泛引用。遗憾的是,国外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因为不同地区PM2.5上附着的化学成分不同,比如矿业发达地区与化工地区,空气中的悬浮物成分就不同。”上海呼吸学会肺癌学组组长、胸科医院肺内科主任医师韩宝惠教授解释。
很显然,要确定PM2.5与人群健康的关联,必须启动本土研究。
肺癌与PM2.5关系需要中国数据
不过,记者多方采访求证发现,与民间对PM2.5与健康之间关联性问题的了解欲望相比,学术圈态度较“冷”——研究肺癌与大气颗粒物关系的学者很少,相关数据也很少。“肺癌是一个累积暴露和慢性发作的过程,如果要研究肺癌与PM2.5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数据积累过程。我国环保部门从今年1月才开始发布全国74个城市的PM2.5监测数据,此前,所有的PM2.5监测都只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零星开展,数据的积累远远不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员阚海东教授向记者说起研究本身的一些难度。“要确定PM2.5对肺癌的直接致病作用,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研究,现在大气颗粒物中被世卫组织认定为致癌物的只有柴油机排放的简称DEP的颗粒物。”阚海东称。
此外,学术界认为,肺癌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比如吸烟、大气污染、室内的氡气污染等都可能导致肺癌。但是目前国内关于肺癌和空气中颗粒物的研究都是生态学设计的流行病学研究。“要建立因果关系,必须是全世界不同的研究者研究出了同一个结果,特别是基于个体水平的研究。比如吸烟致癌的研究,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研究了吸烟和肺癌的关系,最终指向了同一个结果,那才能确切地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阚海东称,去年下半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肿瘤研究中心——IRAC,启动了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大气颗粒物与肺癌之间关系的研究项目,而这一项目也需要中国数据加盟。
学术GDP重压考验“等待耐心”
目前,学术界都在积极参与并热切等待着世卫组织国际肿瘤研究中心最终的研究结果,但以大样本患病群体广受学术圈瞩目的中国本土研究进展并不顺利。“门诊有大量病人,这的确让我们有很多的临床案例,但繁忙的临床工作几乎让医生没有总结案例的时间,更何况去跟踪随访大样本的病例。要研究肺癌的发病率与PM2.5的关系,保守地说需要5-7年的数据积累才能观察人群的健康改变情况。”医学专家直言,医生们手中空有大堆的病例,却缺乏研究的时间与动力。
这与学术环境也有关。“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跟踪研究,可能有所发现,也可能一无所获,这样的投入成本对于那些3-5年就要职称升级的医生而言有些得不偿失。”即便医生有耐心,医院管理层、医学院甚至大学的管理者也不一定愿意,科研论文的发表量关系着“学术GDP”,这样的学术生态很难容下“十年磨一剑”的研究者。事实上,中国有学者此前参与了国际上的这一研究项目,就因为相关数据没有统一的搜集途径,单靠个人或者单个团队搜集实在疲于奔命,最终不得不选择退出。
有医生认为,眼下需要的是打破大型临床教学医院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壁垒,可以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购买服务,建立专门的随访研究团队,予以经费与人力保障。其次,向社会招募队列群体,开展严格的跟踪调查,以观察大气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医学“大数据”需完善法律环境
可以预见,以庞大病例为代表的大数据将形成聚集效应,医学、公共卫生以及数据专家合作,所面临的不仅是数据分析,还有技术、管理和立法方面的问题。
“上海的医疗数据整合起来可以做很多事,尤其有助于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民生项目。而PM2.5与肺癌关系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得到支持——整合医疗卫生领域的数据和环境监测的数据,并通过病理学分析和化学分析得出结果。但目前公共卫生领域的数据使用还停留在挂号、看病信息。”复旦大学信息学院院长王晓阳教授称。
上海近日宣布全市600家医院联网,病人的治疗信息可以在医院之间共享,医院的“信息孤岛”正在打破。但专家认为这远远不够。“如果要将这些数据用于医学研究,不仅需要疾病本身的数据,还需要病患的个人信息,这就涉及到医院如何规范搜集数据问题。随后还将涉及到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包括如何在使用数据过程中保护病人隐私等立法问题。”王晓阳说,现在国内对于数据的使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大数据使用的法律环境还需要规范。(记者 姜澎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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