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乐山一尘肺家庭10年失去2个儿子(图)

　　住在大山深处的王作礼一家就快喘不上气了，尽管那里遍地翠竹，被称作“天然氧吧”。

老六的坟已荒草丛生

王作礼和杨才书

老六王祖华的尘肺病诊断书

　　这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位于四川省乐山市沐川县。从成都出发，要换三趟车、使用三种交通工具，最后还得手脚并用地爬一段山路，至少花费7个小时。结果，74岁的庄稼人王作礼只用短短的19个字就向外乡人说清了他家的故事：“我有五个儿子，三个儿子生病，到现在死了两个。”

　　起初，他们以为这种“怪病”是肺结核，后来又有人说是出去打工中了“铅毒”，直到几年后拿到诊断证明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名叫矽肺病的职业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尘肺病。

　　这时，它已经让王家三个儿子的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石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压垮了生命以及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

　　10年间，王作礼失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已是矽肺二期。他的家庭被尘肺包围了，他的邻居也没能逃脱。在这个800多人的村子里，尘肺病患者至少有15人，至今只剩8个还在呼吸。

　　“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只想多挣点钱”

　　家中最小的两个儿子去世了，留下74岁的父亲王作礼和75岁的母亲杨才书。

　　王作礼的腰弯了，浑身的关节都在疼。杨才书整宿睡不着觉，白天呆坐在炭火盆边垂着头打瞌睡，连拐杖摔在地上都没听到。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他们养的公鸡蹦来蹦去，神经质地叫个不停。

　　王作礼有七个儿女，去世的老五和老六生前和他们住在一起。52岁的大儿子王祖全独居山下，有时会爬上山来看看他们。这个中年男人总是驼着背，矽肺二期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

　　这条熟悉的山路，王祖全曾经一口气就能跑上来，现在歇上三四次，还喘个不停。1988年农闲，27岁的他就沿着这条泥泞的小路走出大山，去甘洛县的铅锌矿区打工。

　　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有丰富的铅锌矿资源，山上遍布的矿井就像马蜂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被称作四川的“小香港”。本地和邻县的许多年轻人都去那里淘金，其中就有王祖全和他的四个弟弟。

　　人们口中的“小香港”，其实到处灰蒙蒙的，空气混杂着浓重的柴油味，与山清水秀的沐川相比简直是“两重天”。不过，那里的矿工挣得比沐川县城公职人员还要多两倍。对于一个只有3亩田的9口之家来说，这是条“划得来”的出路。

　　“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只想多挣点钱。”坐在炭火盆边，王祖全避开升起的烟，眯着眼睛说。那时，他对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幸福一点，找个对象，回来好好过生活”。

　　在矿井里拉了一个月的沙子，王祖全觉得不挣钱，改行当了炮工。他佝偻着腰爬进窄小的洞口，在岩石上打孔，把炸药填进去，再跑到几十米外点燃引线。他的防护装备，就是一只最普通的防尘口罩。

　　灰尘让王祖全看不清一米外的人。从井洞出来，他满脸白灰，咳出的痰里也带着灰。在那种环境里，连老父亲都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1991年，王作礼在甘洛矿上做过5个月的饭，他只记得有人从洞里钻出来，但四处都是灰尘，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

　　“当时不晓得沙。”20多年后，王作礼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没人把这些白灰当回事。王家兄弟几个在矿上碰面时，也抱怨这里的空气让人恼火。可一转头，他们又商量着跟哪个老板干活时间短、挣得多。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自己洗干净就没事了，“就算灰尘吃到肚子里，最后也会排出来啊”。

　　村里人还在羡慕这些“先富起来的”。看到拎着水果回家的他们，有的邻居用夸张的语调招呼着：“哦，挣大钱的回来喽！”

　　去甘洛零碎地打了4年工，31岁的王祖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娶了比自己小10多岁的姑娘，还用打工攒下的一万块钱在山下的公路旁盖了8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新房。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

　　“她年轻，别人都说她漂亮。”尽管这段婚姻只维持了5年就因贫穷而结束，但提起那段光彩的日子，王祖全耷拉的嘴角终于扬起来，露出羞涩的笑容。

　　“钱没挣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

　　最先感觉这些灰尘不太对劲的，是从小体质就弱的老六王祖华。

　　2003年，留在矿上的王家兄弟只剩下老大、老五还有老六，三个人已经断断续续当了10多年炮工。这年农闲，他们像往常一样钻进井洞，可没干多久，老六就开始一直咳嗽，总觉得累，最后连路都走不动了。甘洛县的医生说他得了肺结核，让他别在矿山干了。

　　老六回家吃了大半年治肺结核的药，病没好，胃口倒变差了。这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只要晚上脱了衣服睡，第二天起来就会感冒，半个月都好不了。

　　那一年，甘洛县的矿山发生了塌方事故，四川省政府要求对非法开采的矿区进行整改。被遣散的工人忙着找其他活路，没人在意王家老六的这种病。

　　老五王祖团还是单身，那段时间，他正四处找对象，刚刚认识了一个离婚、在县城有正式工作的女人。可从甘洛回来半年后，他也开始咳嗽，还咳出了血。

　　老五的病来得比老六更凶。父亲把田地转包出去，拿了4000元送他去山西治疗结核病的专科医院，治了一个多月，钱花光了，病却不见好转，最后只好回家继续吃普通的感冒药。

　　怕他的病传染，家里人单独给他备了副碗筷，饭菜也是单舀出来的。

　　只有一年时间，老五的身体就垮了。他瘦得不成样子，走不了路，睡不了觉，躺在床上后背疼，坐在火盆边又差点一头栽进去。

　　这个淘气、爱结交朋友的年轻人，变得脾气暴躁，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又要喝粥，等到母亲杨才书端过来，他又吃不下了，只是粗重地喘着气，脖子一下一下地向上抻着。

　　胸口疼得受不了时，他用秤砣砸自己的脑袋，因为没有力气，只砸出一个大包。他想摸灯泡电死自己，结果也没死成。

　　“砸也砸不死，烧也烧不死，没得问题了。”老五又嚷嚷着让父亲卖掉家里的牛犊，给他买药治病。

　　两个儿子接连生了“怪病”，都要拿钱吃药，王作礼心里很恼火。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住的还是土坯房，屋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患有风湿的王作礼常常要走两公里的泥浆路，上山砍一百多斤竹子，扛在肩膀上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背到公路边，换三四十元贴补家用。

　　好脾气的他有时也忍不住抱怨：“钱没挣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

　　儿子和竹子把王作礼压得喘不过气。“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他伸出一双皱巴巴的大手，揉着上面的关节。“他的腰杆也伤了。”坐在旁边半天没说话的杨才书心疼地插了一句。

　　2005年冬天，老五病得“心里发慌”。他藏在屋里的石磨后面，冲出来毫无缘由地给大哥头上一菜刀。王祖全捂着头，血顺着手指缝流下来。要不是老五病得没有力气，这刀下去他就起不来了。

　　住在县城的弟弟雇了辆面包车赶来，背大哥下山，去县医院缝了7针。这道伤口留在王祖全的头皮上，现在还时时作痛。

　　杨才书吓得不敢在家里呆着，跑到邻居家吃了几天饭。

　　在屋里叫唤了两天后，36岁的老五王祖团死了。谁也说不清他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记住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刀。直到老五咽气，全家人依然认为夺走他生命的是肺结核。杨才书把他用过的碗筷在屋外摔碎了，怕勾起伤心事，又把他的照片烧了。如今，这个家中找不到一丝他存在过的痕迹。

　　葬礼上，杨才书哭得昏了过去。家里另一个病人老六害怕了，他有些灰心地问大哥：“以后我怎么办啊？”

　　“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

　　老五埋在屋前坡地的竹林里，连块墓碑都没有。

　　按照当地习俗，白发人送黑发人，坟冢不能起在比自家屋子高的地方，也不能给晚辈扫墓。老五直到死都没有成家，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这些年，杂草从坟堆的石块里肆意地钻出来，青苔已经快把那里占领了。

　　老五生病那几年，村里好几个年轻人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和王家三兄弟一样，他们都在甘洛县打过工，当的也是炮工。人人都以为这是肺结核。大家坐在一起打牌、摆龙门阵，背地里却偷偷说：“别跟他们得病的一起吃饭，要传染的。”

　　就连乡里的医生都提醒过一个村民：“你要注意喽，你们村那么多肺结核，你跟他们一起，别被传染了。

　　老五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去世的。看到他死前的样子，其他得病的人害怕了，有人说“不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

　　不过，凑在一起闲聊时，也有人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怎么只有去甘洛打工的人才得这个病，家里亲近的人反倒没一个被传染呢？直到他们听说沐川县又死了两个工友，这才意识到这个病大概和自己的工作有关系，可能是在甘洛中了“铅毒”。

　　当时他们认为，这是“自家倒霉，命该如此”。王祖全还劝六弟：“打工时不知道，得了病只能自己保养。”

　　实际上，五弟去世时，王祖全已经感觉自己的“铅毒”也发作了。他心慌、胸闷，症状和老五、老六刚发病时一模一样。这个原本一天能挖半亩地的男人，现在跑得稍微快一点就觉得累。2006年，他去县城看病，医生指着他的肺部CT说，上面有“小点点”。

　　“你的肺有问题，不能去打煤矿了，要好好调理。可能是尘肺病，这个病凶得很。”医生说。

　　这是王祖全第一次听到“尘肺病”这三个字。他模糊地意识到，夺走五弟生命的可能并不是肺结核，而是十几年前就被他们吸入肺泡的灰尘。

　　从医院回来，他没忘提醒同样去甘洛县打过工的邻居李树权：“你可能也得了。”

　　和老五同岁的李树权急得连连摆手：“我没得没得。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口罩捂得紧，干工干得起，走路也走得起，还能扛200斤竹子。我肯定没得问题！”

　　两年后，李树权突然感到心慌，觉得“有一股气在五脏六腑游走”。他感觉不妙，赶紧托熟人带他去临近大一点的县城看病。

　　“你是不是在矿上干过？你得了尘肺病。”医生很直接地告诉他。

　　李树权懵了，他带着胸片又去成都的华西第四人民医院（四川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检查。医生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不用再查了，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你赶紧找你的老板打官司吧。”

　　“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老六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叠成一个小小的四方块，收在纸盒里。拿到这张证明时，他已经病了7年，矽肺三期，相当于到了晚期。

　　证明书上的铅字提醒他“一年复查”。但还没到一年，他就去世了。这张来之不易的纸，如今已变得褶皱、潮湿，一些地方甚至生了黄斑。

　　2010年底，一家网站的志愿者用摄像机记录下老六王祖华最后的样子。镜头中的他戴着鸭舌帽，穿着厚重的黑色上衣，喘气声很大，说话时脸上闪现出一丝不合时宜的幽默感。

　　“我们五弟兄都是干这一行的，死了一个。”他想了想，瞪大眼睛补充，“他死了5年哦。”

　　在老五王祖团之后，村里又有3个年轻人还没搞清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就稀里糊涂地死了。

　　要不是河南人张海超的出现，他们对真相的等待还会更加漫长。2009年，28岁的河南小伙子张海超在医院“开胸验肺”，打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他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用人单位予以61.5万元的工伤赔偿。

　　那时，远在四川山里的这个家庭已经快撑不住了。老六的病越来越重，每隔一段时间，王作礼就要踩着泥浆路，徒步两个小时去乡里给儿子买药，每月药费六七百元。他向妹妹借了1万元，至今没还上。

　　同村的工友在手机上看到张海超的新闻，才知道原以为只能“自认倒霉”的职业病，也属于工伤，可以得到赔偿。可他们当初并没有和矿主签订劳动合同，矿山整顿后这些矿主早已不见踪影。沐川县几十个生病的工友联名给卫生部写了封信，很快得到了批复。他们拿着“红头文件”去信访局开证明，租了辆大卡车一起去乐山市疾控中心做鉴定。

　　拍完CT，一位医生出来对走廊上的他们说：“你们几十个人，全都有问题。你们要抓紧时间。”

　　那一次，沐川县经医学鉴定确认的尘肺病患者共有47人。王祖全是矽肺二期，邻居李树权也是矽肺二期，老六王祖华已经是矽肺三期。

　　老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王作礼请人做好了棺材，就停在屋子里。诊断证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这个爱说笑话的小个子，最后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难受得在床上爬来爬去，疼得想用刀子捅自己的胸口。

　　“我已经完了，绝对完了。”清醒的时候，他不放心地对大哥说，“我要是死了，你们多照顾父母。我死了，他们以后咋办？”

　　说起这些事，王祖全低下头，重重地叹了口气。“哎，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杨才书在小儿子床边守了好几宿。王作礼刚替下她，老六睁开眼看不见母亲，嘴里叫着“妈——”。

　　2011年1月31日，距离春节还有两天。躺在床上抻着脖子日夜呻吟的老六，让父亲抱他去解手。这个40岁的男人已经瘦得只剩60多斤了。到了厕所，老六解不出来，王作礼又把他背回屋里。他本想把儿子放在竹椅上歇歇，可老六的身子一下滑到地上，王作礼回头才发现，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哪个晓得他就死了。”王作礼平静地讲完那天发生的事情后，突然重重地说：“这个病，死也死不到，好也好不到！”然后，他又呆坐在火盆边，回到往日的沉默中。

　　老六去世后第二天就是除夕。邻居帮忙把他的棺材抬到竹林里埋了，和老五相隔不远。送走乡邻，已经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胃口，随便弄了点剩饭剩菜将就吃了。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本该热闹的夜晚冷得很，天空飘起了雨和雪。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

　　老六带着肺里的灰尘走了，他也把灰色留在屋子里。

　　这个家庭才刚刚告别了带着裂纹的土坯房。汶川大地震后，他们用政府补助的钱在老屋旁边盖了宽敞的新房。新家的大门上还贴着喜庆的对联：“出门求财财到手，在家创业业兴旺”，横批是四个字——“幸福之家”。

　　可最终迎接他们的还是不幸。新屋还没粉刷，老六就去世了，墙壁至今都保持着水泥本来的颜色，房间里显得灰沉沉的。

　　有半年时间，杨才书和邻居说着说着话，眼圈就红了。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昏昏沉沉的她又在菜地里摔了一跤，半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出院后，她的腰伸不直，只能靠手里的竹竿支撑身体。

　　怕她伤心，王作礼和大儿子用塑料纸和竹竿搭了个屏风，挡在家门口，免得一出门就能望见老五的旧坟和老六的新冢。

　　可杨才书的心已经伤透了。有一次，王作礼带她出去散步。老两口牵着一根竹竿下山，走在前面的杨才书突然说：“我不想活了，不如一头栽下去。”王作礼劝她：“以前都没的吃，都活过来了。现在生活这么好，你还要死？”

　　王作礼的心里其实也不好过。老伴这么一病，家里的活全都压在他身上。清晨5点多，他就要起床，烧火、烧水、做饭，有时还得上山砍点儿竹子。12岁就下地干活的他，如今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他把电话号码放大几倍后抄在墙上才能看清。可关于杨才书的一切，他却眼明手快。这些天家里来了客人，他看见老伴在饭桌上只吃眼前的素菜，就探身夹了块肉饼放进她碗里。过了一会，他发现老伴一个人呆坐在墙角，转身又从厨房里拎了个炭火盆出来。

　　王作礼的身上还背着儿子治病时欠下的债。他对生活的希望，只剩“快点还上钱”这么简单。可当家里的外乡客人要把钞票塞给他时，老人却连着往后退了几步，退到了墙角。他摆了摆手，扬起下巴说：“这是你个人的钱，我不能要。”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没有让他们的维权变得一帆风顺。甘洛县的矿山早就被政府收回后拍卖了，新来的老板说这些历史欠账和他们没关系。

　　王祖全他们到甘洛县法院起诉，对方不受理；到省里上访，信访局的人说：“你们这个由当地政府解决”；回到沐川，政府官员又说：“我们当地政府困难，只能向上汇报、请示上级领导。”

　　就连曾经羡慕他们的村里人也说起了风凉话：“找政府也没用，你自己去挣钱得的病，与政府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件事，1990年代中期“脱贫”的沐川县也觉得“挺尴尬”。县信访局局长解释道：“他们要求进入工伤保险赔偿，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关心他们的生活、就医和子女就学。这是跨地区的事，必须由甘洛来解决。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让对方认这个账。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也很尴尬。”

　　而在甘洛，等待“认账”的尘肺病患者至少还有上百人。

　　王祖全的病在等待中变重了。别人给他拍照时，他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点：夹紧双臂，手指贴在裤缝上，可后背就是伸不直。每天晚上，他只能睡两个小时，怎么呆着都难受。第二天下不下雨，他的肺比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还准。他跟别人说自己已经看开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还是要吃饭，反正怎么都要吃饭。”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他说。

　　自从被鉴定出患有尘肺病后，王祖全和烟、酒还有辣椒告别了，就连他过去最爱的羊肉汤也不能喝了。有工友开玩笑说，得了这个病最大的遗憾，就是“与麻辣美味无缘了”。

　　2012年，沐川县政府为这些尘肺病人设立了一笔20万元的专项救助基金，供他们去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治病。王祖全通过这笔钱去成都洗了肺。接连失去两个弟弟的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可医生告诉他，“洗一下会好一点”。

　　王祖全洗了4个多小时，全麻苏醒后浑身都没力气。护士拿来一个玻璃瓶让病床上的他看，里面的水是黑色的，还有很多“垃圾”沉在瓶底。

　　“你看嘛，这就是你洗出来的水。”她说。

　　这时，距离王祖全离开矿山已经快10年了。他终于看到了这些曾经被他们轻视、却夺去两个弟弟生命和自己健康的尘埃。

　　“我们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

　　再过几天，又是除夕了，这个家却没什么过年的气息。王作礼打算杀一只鸡，他没有力气再养猪，房梁上挂着的腊肉是女儿从山下背来的。今年他不打算放炮竹了，因为老伴耳朵不好，自己也没心情。

　　老六去世整两年了，如今，他的坟也长出了荒草和青苔。家里没人主动提这件事，王祖全在成都打工的儿子回来看见了，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这个书没读完就离开家的19岁年轻人对父亲说：“六叔的坟是土堆堆，我以后挣了钱，给他垒个砖块块的。”

　　王祖全山下的那间大房子，曾经被村里人羡慕的砖木结构大屋，也已变得残败不堪。如今，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里面，屋里四处堆着杂物，下雨时屋顶还会漏雨。因为骑摩托车时不小心摔到山下，他磕破了头和膝盖，这些天只能住在山上的父母家。他打算赶紧去县城租一间百八十块钱的房子，自己的屋子就快不能住人了。

　　“我总有一天要死的，我不可能死在这个屋里。弟弟妹妹会有看法的。”坐在父母家的火盆旁，他压低声音说。早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如今就靠县政府每个月300元的补助和100多元的低保生活。

　　洗完肺的王祖全还是没什么精神。他总是“哎哎”地叹气，觉得洗肺其实也“没多大效果”，又听说洗完肺还需要注意保养，就更不敢再洗了。他对未来已经不作打算，“今天过了，明天过不过都无所谓，反正知道自己早晚要死。”他哈着腰说。下午4点，屋里已经有点暗了，火盆里的炭烧成了灰。

　　与脆弱的肺相比，王祖全更担心另一件事：“我们这些人越死越少，政策要是有一天没有了，又没人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还不是工伤保险，如果解决了就不操心了。”

　　做完职业病鉴定3年来，包括王家老六在内，村里又死了3个人。死的人一多，大家连日子都有些记不清了。这天下午，在王作礼家围着火盆摆龙门阵的几个人，为一个工友去世的时间争了起来。

　　“2011年的腊月。”“肯定是2012年的元月。”“反正是冬月！”

　　邻居李树权这天也在。他伸出左手，掰着手指，总结似地发言：“我们村15个尘肺病人，现目前还有8个。我算过的，他们这里两个，付代金、陈谢培，邵洪兵，杜正才、陈谢忠，死都死了7个了！”他每放下一根指头，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

　　“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王祖全驼着背补充道。

　　屋里一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