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放射恐惧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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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处与世隔绝以及无形的核辐射威胁的情况下，这21万逃难的灾民又遭受着多大的精神创伤，这一点却是难以估算的。
 
■段歆涔
 
Togawa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游戏机。作为一位39岁的父亲，他每晚都会花3个小时一边打游戏一边喝烧酒，并且常常在电视机前睡着，然后在妻子Yuka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爬到床上。
 
近两年来，受25年来最严重核灾难影响，Kenichi和他的家人成为难民。2011年3月11日，一场剧烈的地震袭击了日本东北海岸，形成一股高达13米的海浪，灌入了拥有6组反应堆的福岛核电站并摧毁了其中的3组。事发后第二天，在1号反应堆爆炸前几小时，Togawa一家疏散到了离核电站10公里以外的区域。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居住在福岛县东北部疏散区外的一间青灰色小公寓中，那里有许多一排排类似的临时住房。Togawa一家5口拥挤在一间总计30平方米的三居室中，而房屋的窗户很难胜任在冬天隔绝冷风的任务。
 
灾民之声
 
过去18个月的经历为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曾任职于核电站的Kenichi开始沉迷于酒精，很少再练习柔道，并且疏于社交，体重也增加了。妻子Yuka则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这在相对传统的福岛县妇女中是不寻常的现象。想到日常生活，Yuka会感到开心，但她也难免会想到未来的生活，每当这时她都会感到失落。
 
据他们所知，一些人正在更加痛苦地挣扎着，比如现在的邻居们大多没有工作，只能每天闲散在家。
 
面对核灾难的最直接冲击，公共卫生专家对核辐射可能造成的威胁感到忧虑。随后的分析表明，及时，或者说匆忙地将灾民疏散到远离核电站的安全区域降低了核辐射的威胁。但是，在身处与世隔绝以及无形的核辐射威胁的情况下，这21万逃难的灾民又遭受着多大的精神创伤，这一点却是难以估算的。
 
研究员与临床医生正在尝试去评估和缓解这些问题，但日本政府究竟有没有决心和资金为灾民提供必要的援助，人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另外，由于灾民不信任政府并且不愿谈论涉及到心灵创伤的问题，因此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援助仍然是未知数。综合考虑上述情况，研究者担心这会导致灾民的焦虑情绪、药物滥用和抑郁症。
 
与海啸的幸存者相比，这些核灾难的灾民未来所面对的困难则要“更胜一筹”。来自福岛医科大学的神经精神病学家Hirooki Yabe参与了两地的救灾工作，他说：“海啸灾区的生活似乎得到了改善，难民对未来表示乐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核灾民的心情则‘如坠冰窖’。”
 
逃难之路
 
福岛县的主要产业有果园养殖业、水稻种植业以及渔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岸边的居民曾支持修建核电站，之后共有两座工厂建立并向首都东京供电。Kenichi于1994年开始供职于福岛核电站，而Yuka是医院的护士。Togawa夫妇以及他们三个分别为9岁、12岁和15岁的孩子，共同生活在紧挨海边的小镇——浪江市的一所四居室内。
 
这个家庭的生活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Kenichi感到地面持续晃动了几秒钟，他立即回家。Kenichi到家后发现全家安然无恙，不过他又开始担心起了工厂。他的工作是确保安全系统会持续对反应炉进行降温。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系统不再运转将导致反应堆被熔毁，紧随其后的核辐射将殃及周围的小镇。那一夜，余震不断，全家整晚开着灯和电视，在胆战心惊中度过。
 
第二天一早，整个浪江市回荡着尖锐的警笛，提醒人们立刻转移。Togawa一家被安排到距离家乡西北方向30公里的对马岛。找到车后，Togawa一家立即动身前往指定地点，但整条公路遍布惊慌失措的居民，最终他们只得住进另外一家疏散中心。
 
全家驱车越过一个又一个救助中心，直到抵达川俣市的一座漆黑狭小的体育馆，此时他们已经距核电站西北方40公里远了。在体育馆分得一小片木地板权作栖身之地之后，他们对核辐射充满忧虑。Yuka说：“我们对核辐射的影响所知甚少，并且不知道川俣是否安全。”
 
紧急救助
 
在第一批救助者中有不少是心理咨询师，这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心理健康态度的转变。多年来，日本小规模但是现代化的心理咨询服务仅面向患重度心理疾病的人群。整个社会传统上对常规的心理疾病例如抑郁症关注很少。但是，近几年，日本医学会已经开始培训医生有关抑郁症和自杀的知识，政府亦打响了防止自杀的战役。
 
Yabe说，心理咨询的质量仍然参差不齐，而福岛县在灾前甚至根本没有该类服务。心理健康对于乡村、保守地区以及沉默寡言的村民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结果，海啸和核灾难的暴发使得该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近乎于崩溃。
 
在灾难暴发之际，福岛县大部分的资源被用来帮助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的灾民。心理健康专家看望了其他一些简陋的避难所，但是他们却只乐于对最严重的心理疾病，如精神错乱和外伤后的应激障碍提供治疗。
 
Togawa一家属于上千名被医生和咨询师忽略而自生自灭的灾民中的一员。第一天在避难所的日子Yuka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糟糕的感觉：患病的老年人躺在地板上呻吟；对核辐射的恐惧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中；不断有灾民插队抢夺食物。她说：“我们就和没有铁链的猫狗一样。”
 
在没有外界的引导下，避难所的难民自发地组织自我救助。最初的三天，Yuka志愿做起了护士工作，但之后她感到异常地愤怒，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同样是受害者的她，要消耗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照料其他人。Yuka将自己反锁在难民营外自己的车中，情绪崩溃中的她不断地尖叫哭喊。
 
无形创伤
 
与灾民一样，福岛医科大学的医生同样也努力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灾后的生活。到了5月，在紧急救助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之后，医院接到了新的任务——评估公众的核辐射量。来自长崎大学的放射卫生专家Shunichi Yamashita负责领导一项针对福岛健康管理的调查，他认为测试辐射量是一项棘手的工作。核电站周边的辐射监控器已经在地震和海啸中或者损坏，或者彻底被摧毁，加上疏散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混乱，使得灾民所受的辐射量和时长很难被准确评估。
 
值得欣慰的是，有限的测试结果表明，灾民所受的核辐射量很低。最新的健康评估报告显示，绝大部分难民的辐射量都很低，最高只有25毫西沃特。
 
放射专家指出，在如此低的辐射量下预测其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独立统计员Dale Preston研究原子弹幸存者多年，他说：“我认为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不过幅度非常非常小。如果你曾经作过大样本容量的研究，你会发现，要想通过统计学上的显著分析来观察和辐射有关的危险，这样的试验是很难的。”
 
鉴于此，健康调查决定不以固定人群来研究疾病的爆发率。作为代替，他们通过检测甲状腺以及其他手段去帮助有需要的灾民。Yamashita希望通过自我测试以及收集上来的数据可以证明辐射量极小从而重振灾民的信心。
 
心理健康已经成为该调查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1月，研究者向总计21万名难民发放调查问卷以评估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不安情绪。来自国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精神病学家Yuriko Suzuki指出，将调查结果制作成图表后显示，有超过91000名受访者的等级非常高。大约15%的成年人正在承受5倍于正常值的极端压力。另外，20%的受访者有精神创伤。
 
面对压力，一些难民已经达到了临界点。Kenji Ookubo已经无法再忍受在临时住房的生活了，在那里他开始饮酒并饱受胃痛的折磨。在川俣租下房间之后，他开始经常呆在被父母遗弃的家中。没有工作、失去希望的他说：“我回到这里只是为了远离压力，我看不到未来。”
 
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医护政策专家Ronald Kessler认为Ookubo的遭遇是大灾难后的普遍现象，他说：“短期内，灾民会干劲十足。”但是，当重大的损失或者健康问题导致他们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时，抑郁和焦虑就会占据他们的心灵。Kessler说：“灾民出现类似的心理问题仅仅只是一种荒谬的焦虑罢了，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仅仅只是太过疲惫了而已。”
 
恐惧阴霾
 
Yabe所说的“放射恐惧症”仍然是困扰日本灾民的主要问题。例如，美国皮尔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无论政府和科学论断如何去证明，76%的日本民众仍坚持认为来自福岛县的食物是不安全的。并且一些人对政府在健康调查中所说的极少人遭受大量辐射的事实根本不信。
 
与很多人一样，Yuka也在担心类似的问题。她和丈夫Kenichi受到过相关的教育，并且从常规的身体检查和甲状腺检测中重拾了部分信心。
 
不过，Togawa一家现在正面临着现实的问题。政府允许他们一家可以在2014年8月之前一直居住在现有的小公寓中，但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Yuka并不知道。她说：“尽管政府官员说他们正在处理该问题并且正在为灾民修建公共住房。但是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房子会建在哪里。”每当她和丈夫Kenichi想到他们的未来时都会感到十分地沮丧。
 
受福岛健康管理调查项目科学家的指派，一支由精神病专家和护士组成的队伍，面向在精神健康调查问卷中悲伤指标获得高分的个体，进行追踪访问。但只有40%的成年人对此调查作出了回应，并且研究者怀疑受影响最严重的灾民没有参与该调查。即使电话打通，对话也不会超过5~10分钟。
 
即使查明了问题的所在，精神病学家仍然不确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类似于Togawa一家这样的被疏散人员，正在承受亚临床问题，例如精神焦虑和压力。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接受广泛地治疗或者住院，却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Yabe建议应在福岛全县建立一些专门治疗心理疾病的无需预约的诊所，以动员全社区并帮助更多的家庭。Kessler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啸幸存者的悲伤会得到减轻，与此相反的是，核事故的灾民将会经历越来越多的尤其是有关辐射的焦虑。Kessler预测：“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如何消除这些灾民的焦虑情绪将是一个广泛而普遍的问题，而如今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时机，这一扇机会之窗正等待着我们去打开。”
 
但是该健康调查缺乏资金以开展更深入的项目。该项目的负责人之一、福岛医科大学的流行病学家Seiji Yasumura说，政府每年拨款30亿日元（约合3400万美元）给该项目，日前，由于花销达预算的两倍之多，导致调查组正经历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截止到目前，21万名灾民中，仅有100人接受过来自心理医生的面对面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