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法令催生的一代人

那些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孩子相对于其他测试者，体现出了一些显著的特点，包括对他人不信任，不值得信赖，做事不认真以及不愿承担风险。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直顶着“自私自利、被宠坏、社会适应能力差”的标签，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现在，他们这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于1979年实行，对于这些政策之后出生的孩子，媒体评论员常常感叹他们太物质化和自私自利。起初他们被称作“小皇帝”。随着他们长大成人，《中国日报》曾把他们称为“被宠坏的一代”。

　　但是直到最近，仍然没有实验证据来支持这些观点。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丽莎·卡梅伦以及合著者们日前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对象是20岁至30岁左右的中国人，研究内容是衡量计划生育政策对测试者的人格所产生的影响。这些经济学家们将实验对象分为两类：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前后的孩子，并从实验经济学中选取一些游戏去评估他们的素质，例如利他思想和竞争能力。《科学》杂志指出，在限定性别、教育背景以及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那些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孩子相对于其他测试者，体现出了一些显著的特点，包括对他人不信任，不值得信赖，做事不认真以及不愿承担风险。

　　一些学者表示，该课题为更进一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打下了基础。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Simon Gaechter说：“这篇论文是实验经济学在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方面的一次出色的应用。”而其他学者则警告说，在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将可能导致混淆的因素统统排除是非常复杂的，而该研究远未做到。

　　这项研究认为，很少有规章制度能像计划生育政策这般，对整个社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们详细地研究了该政策在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领域产生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正在加速形成的老龄化社会以及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多年来一直被一些中国科学家引用，以期推动政府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自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口统计学家Wang Feng说：“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影响很少被人所知，因为我们是在独生子女社会中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很难找到参照物。”

　　为解决上述问题，卡梅伦和她的同事将421位生活在北京并且年龄相差不大的实验者分为4组，即1975年组、1978年组、1980年组和1983年组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5年组中大约27%是独生子女，而1980年组中该比例则大幅上升到82%。

　　研究者让参与者们做4种经济学游戏。例如在信任游戏中，每位玩家都分得16美元，然后与另一位匿名的玩家组成一队。游戏中，玩家被要求给予队友一定的金钱，并且被告知钱数将会被实验者自动提高3倍后给出。当队友收到金钱之后需要返还一部分给该玩家。该游戏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两位玩家间相互信任的程度。通过运用辅助变量方法，以及经济学中用来控制选择偏差的技术，研究者把参与者中的独生子女视为政策的结果。平均而言，这些独生子女给予队友的金钱较其他参与者少16%，同时，他们返还给队友的金钱较其队友所给出的也要少11%左右。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安马斯特学院的人类学家Vanessa Fong评价道：“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为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资料。”她曾于2004年专门研究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并著有《唯一的希望：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新时代》一书。她调查了超过2000名独生子女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对他们的一些特点总结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她补充道，把不同年龄组所表现出的差别仅仅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妥当的。“一代人的行为倾向还会被很多超出家庭范围的因素所影响。”她的观点得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顾宝昌的赞同，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伴随着一段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所颁布的。

　　其他学者确信研究对象在经济学游戏中的决定会受到年龄的影响。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Yong Cai说：“将年龄、时代，以及人群因素单独梳理出来是一道经典的识别问题。”卡梅伦说她的小组之所以设置1975年组和1983年组，部分原因是为了确认同龄人的影响，或者说是来自同样生长在独生子女条件下的其他人的影响。然而年龄并没有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且当研究者将这两组排除出他们的分析后，发现得到的结果与总体的结论非常相似，这说明年龄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或许最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在于糟糕的社会评价对独生子女的生活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卡梅伦说：“心理学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大部分类似的研究都是以西方国家为范本并且涉及的双亲是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排除双亲的选择偏差，独生子女政策被卡梅伦称作研究兄弟姐妹关系的“自然的实验”。

　　其他人会对一些国家相似的独生子女问题有兴趣，比如日本人迅速下降的生育能力并非是由行政命令导致的。另外一个开放性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新一代群体的影响，包括中国的“小皇帝”们。这些年轻人不仅没有兄弟姐妹，而且没有堂兄妹、姑姑和叔叔。卡梅伦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被放大了。”（段歆涔）

　　《中国科学报》 (2013-01-17 第3版 国际)